精准扶贫与农村合作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甘肃贫困农户贫困原因一般分析

对于贫困原因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研究，也有许多不同观点。179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出版了争议颇大且影响深远的著作《人口原理》。该著作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按照算数比率增长，人口按照几何比率增加，因此，若人口增长不受抑制，必然会出现贫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者贫困化的根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在1953年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和《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ry and Public Action，1989）中，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研究贫困（饥饿）问题。他从权利方法视角将贫困、饥饿视为“权利丧失”的结果。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20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排斥论（social exclusion）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刘易斯（Lewis）从贫困文化（poverty culture）角度解释贫困现象。他认为，一般来说贫困者会长期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空间，贫困者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很少与外界其他人群联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与外界相隔离的“亚文化圈”，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贫困状况的加剧。由于各国或各地区实际情况不一样，贫困原因必然有所区别。从甘肃贫困农户实际情况看，贫困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是基础原因

和发达地区相比，甘肃贫困农户普遍的生产方式特征是：一是生产规模的小型化。平均人均耕地一般只有1～2亩，家庭人口一般5人左右或更少，家庭主要劳动力有1～2人。这种小规模经营方式，没有体现规模经济优越性。

二是生产工具的简易化。从调查可知，贫困户一般有农用运输车一辆，摩托车一辆，手机两部，个别家庭也有更多农用机械的，如粉碎机等，剩余就是以劳力和畜力投入为主。而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以及手机等，从目前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看，应属于最基本和最简易的生产工具范畴。

三是生产经营的分散化。几乎所有贫困农户都是以家庭为主独立分散经营，家庭更多是直接面对市场，很少与有关企业建立经济联系或与合作组织建立经济联系，比如订单农业等。生产分工也是基于家庭成员的内部分工，没有体现社会大分工的优势。

四是生产风险的最小化。甘肃贫困农户大多是保守型人格，缺乏风险意识。从他们的实际生产行为看，更多是追求风险最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其回避风险的手段主要有：一是通过多元化种植养殖来规避市场风险。比如玉米、小麦、洋芋、油菜，还有中药材，都是各种一半亩左右，然后再就牛、羊、鸡、猪等各养一两头左右，也有个别农户养驴等其他动物的，但都是小量养殖，没有形成规模。二是家庭经济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一个循环是在农户内部形成自给自足经济。比如，贫困农户种植的很大一部分农作物，主要还是自家消费，一部分是自己吃，一部分做自家牲口的饲料用。自家养的鸡、猪、羊等，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吃。人与牲口的粪便又作为肥料用。一个循环是农户与市场的循环。这个循环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而农户的货币来源主要是打工收入。从调查可知，大多贫困农户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是1～2人居多，更多是一人打工，多是丈夫外出打工，媳妇看家照顾孩子或老人。打工时间一般一年有三个月左右时间，每天收入有100元左右。技术工人会更高一些，能拿到200元左右。但甘肃的打工者，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打工者很少。一般农户打工收入在1～2万元之间。其余货币收入靠零星出售一些农产品，如洋芋、油菜等，也有时出售几只羊或猪或几只鸡等。然后农户主要靠这些货币收入支付家庭的日常费用，比如油盐酱醋钱，比如学生上学的费用，比如化肥农药的费用，还有看病的费用等。一般贫困农户是尽可能缩小与市场的循环，尽可能扩大自给自足的循环，来规避市场的不稳定性。比如农户在生产投入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一般贫困农户家庭总收入也就在3万元左右，但大部分都用在生活支出上，用在生产支出上的总费用一般在2000元左右，这明显是生产投入不足，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生产投入的小量化，本质就是回避市场风险。而这种刻意回避市场风险的行为，也客观上不利于收益的最大化。另外，马克思认为：对于小农户这种生产方式，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而贫困农户的这种双循环经济模式，也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因为好年成，虽然农产品丰收了，但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所以农产品价格必然下跌幅度大，比如白菜，好的时候可以一斤卖到1～2元，但白菜太多了，必然价格大跌，有时一斤白菜几分钱也没有人要，其结果是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这让农户面对市场的一个循环不能顺利实现。而在坏年成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虽然可能上涨，但对一个贫困农户来说，这种上涨的收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最终让贫困农户的双循环都陷入困顿。

五是生产效益的低下化。比如，我们调查了一家贫困户，种植一亩小麦亩产是400斤左右，每斤小麦市场价在1元左右，出售一亩小麦收入也就有400元左右，而一亩小麦需要投入劳动力至少需要80个小时。不计化肥农药等费用，一亩小麦的劳动力收益是5元/小时。而打工一小时至少有10元收益，这就是说农业劳动的收益只是打工收益的一半不到。一些灌溉农业亩产高一些，一亩小麦产量可以达到800斤左右，但农业投入也多，算下来农业劳动收益也多是打工收益的一半左右。通过更多的贫困户调查可知，贫困农户大多来自农业的收益和打工收益相比，总体在1/2到1/10区间的居多，也就是说有些贫困农户农业劳动的收益甚至不到打工收益的1/10。这样农业劳动效益低下的格局，其直接的结果是农村土地的撂荒。陇南有一个村庄，据村干部反映，一个庄子有二十多户人家常年锁门。其土地要么是让别人白种，要么是撂荒，要么是只收取一点点租金。在临夏一个贫困农户家，自己有7亩地，流入4亩地，其中流入的4亩地，3亩对方就没有要租金，只有一亩人家要了租金，是300元/年。

贫困农户上述五个生产方式特征，导致农户只能是一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格局，甚至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样一种连简单再生产格局都维持不了的情况下，贫困农户的生活品质只能是一种维持性生存状态，也就是说：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贫困农户的存在从哲学角度看，就是一种异化。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异化。这种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大框架下，最终走向了自身对自身的否定。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异化。由于贫困，让生命的价值更低，让货币的价值更高，生活否定了生活真正的价值。好多悲惨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贫困家庭中。留守儿童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金钱面前，亲情的价值更低，货币的价值更高。母亲为了货币，可以抛弃自己的子女，子女为了货币，可以抛弃自己的父亲。贫困者为了摆脱贫困，不惜一切，最终让摆脱贫困的目的也成了工具，这就是贫困者和贫困家庭的故事。另外，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长期的物质欠缺，也容易形成一种物质偏好人格，长大后也就更容易成为腐败分子。一些腐败分子往往是：心酸穷困的童年，艰难奋斗的中年，悲惨凄凉的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种贫困状态衍生出的人格悲剧。

（二）疾病是很重要的致贫因素

对一个4～5人的小家庭来说，一个人得病，不仅本人丧失了劳动力，还需要家里人照顾。所以，一个人得病，家里损失的劳动力往往是2～3人。另外，虽然目前国家实行了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制度，一般农户也能至少报销70%以上费用，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疾病报销只是减少了农户的亏损，但并没有增加农户的收益。从各地调研数据看，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地方疾病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致贫因素，所占比例大部分都在30%以上，甚至达到85%以上的比例。

（三）因学致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各种开支，基本上是一个农户一年或半年的货币总收入，对贫困农户而言，有的甚至是几年的总收入，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贫困的开始。

（四）因灾致贫

从甘肃省调查情况看，因灾致贫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一个严重情况。

（五）因婚致贫

目前，我省农村彩礼价格普遍在10万元到20万元之间。也有少于10万元的，也有高于20万元的，如平凉一些地方，彩礼价达到25万元左右，但大部分在10～20万元。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10～20万元的彩礼必然导致家庭负债累累，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从社会学角度看，贫困地区产生高价婚也是婚姻市场的一种均衡，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高价婚也抬高了双方的社会价格，让婚姻双方都有了面子。一方面，娶媳妇的人家出了高价，这给村里人的感觉是这家还是有经济实力，这让娶媳妇的人家虽然背了一屁股债，但也有了一脸的面子，这也给贫困户一种短期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出嫁姑娘的人家收了高价彩礼，也感觉到自己家的姑娘有身价，整个家庭也有了门面，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双丰收。二是高价婚也是一种变相的识别机制。通过索要高价婚，出嫁姑娘的人家也是对小伙子家经济实力的一种测试，若小伙子家付不起，说明此家实力可能有问题，或人缘有问题，将姑娘嫁给这样的人家，必然风险较大。三是高价婚也有一种保险的因素。因为人们往往对贵重的东西保护度也高，或对自己付出较大努力得到的东西，往往珍惜度也高。而出嫁姑娘的人家，也是希望通过高价婚，对自己的姑娘增添一份婚姻稳定的保险。四是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婚姻市场男多女少的情况。由于农村大部分女青年都进城打工，导致许多地方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由于女青年减少，姑娘价格提高也就是一种必然。但在贫困的情况下，这种高价婚本质是一种短期均衡，或是一种低水平不稳定均衡，其后果是让贫困农户陷入更大的不均衡，或只有短期收益，而无长期收益。对贫困家庭而言，10～20万元的彩礼让男方家陷入长达十几年更加贫困的状态。这不仅害了自家女儿，也让男方家陷入长期贫困中。这样结婚后生的孩子也必然生活在贫困中，由于营养不良、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最终让整个家庭陷入代际贫困循环。另外，由于贫困，家庭矛盾必然增多，让婚姻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幸福。另外，从甘肃省情况看，高价婚在甘南藏族人家中几乎没有，主要出现在汉族人中。目前，藏族家庭结婚的彩礼大致在5000元左右，这对贫困影响较少。

（六）因缺劳动力、缺技术、缺资金致贫

这种情况在甘肃省也普遍存在，但甘南较为突出，比例高达78%，河西地区也较为突出，比例也较高。

（七）因道德堕落致贫

农村有一部分贫困是道德堕落所致。道德堕落有多种情况。比如懒惰、赌博、吸毒、婚外情、犯罪等。因道德堕落致贫的家庭，估计有1%或2%左右。

二、大力推进合作化建设解决贫困问题

合作化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第一，有巨大的经济意义。一是有利于降低生产风险。因为合作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分散机制。二是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分工优势和规模优势。比如养牛，现在是每个家庭养2～3头，若将其合作起来，办一个养牛场，集中养殖，可节省劳动力和土地3/5左右。也就是说原来需要投入10个劳动力的，现在只需要投入4个劳动力即可，原来需要10亩地做牛圈用，现在只需要6亩地即可。再比如，农用运输车，现在是家家都有一辆，若合作起来，至少可以少购买3/5，即原来需要购买10辆，现在只需购买4辆即可，因为农用运输车，在农户家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处于闲置状态，这降低了机械的利用率，若考虑折旧，等于变相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生产固定成本。另外，合作也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三是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只有在合作中，才能体现强者对弱者的带动作用。第二，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政治合理化建设。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也客观增大了农户参与政治的经济成本。而不积极参与政治，又不利于农民合理权利的保护。第三，有巨大的环境保护意义。合作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因为合作可大大降低环境保护成本。第四，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由于规模效益，合作有利于大幅度降低社会建设成本。另外，合作也有利于更好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合作可大大降低贫困的识别成本和执行成本。第五，有巨大的文化精神意义。合作有利于培育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加拿大合作社联盟创始人之一乔治·基恩在1915年写道：“合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运动，它促使了自尊和互敬，发展了独立性，也使人们学会互相依靠。它坚信，最高形式的幸福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2]从国家发展看，建设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意义是深远的。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本质蕴含诚信精神，诚信精神本质蕴含秩序精神，秩序精神本质蕴含法治精神，而法治精神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

综观国外发达国家发展农村的经验，都高度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许多国家都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提高自我服务水平，以期能够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美国农业合作社在其整个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合作社不仅直接成为土地和市场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为一种能够避免市场风险、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的合作经济组织，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日本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全盘合作化的土地节约模式，由农业协同组织联合分散农户形成劳动集约经营，其农协的作用闻名世界。农协在日本政府财力物力支持下，通过其遍及全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同农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起到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上使小农户同大市场对接的作用，在有效阻止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的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3]

另外，中国农村发展如何选择具体合作形式，应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现状进行设计。1961年，原西德学者奥托·西勒提出过一种“中间类型的合作农业”的思想，即在不改变人与土地的私有关系的前提下，一些与规模经济无关的农活仍由个人承担，其他任务则由集体承担。目前中国农村的统分经营结合模式，与这种中间合作思想很接近。由于有一定原有制度基础，中国农村合作建设，可不妨积极探讨推进和发展这种中间类型的合作组织。

三、科学研究证明：动物也有合作的天性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动物自私自利，彼此间充满激烈竞争。但是科学研究发现，从昆虫到灵长类都有利他的例子存在，为了群体牺牲自己的利益。巴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皮耶法尼（Telmo Pievani）演讲时指出，根据达尔文理论，动物应该是自私、确保自己生存为先，但是许多动物有利他倾向、愿意相互合作，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难题。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科学哲学教授Samir Okasha说，昆虫里的蜜蜂和蚂蚁都是群体动物的典型，工蜂和工蚁终其一生就是为所属团体忙碌，繁衍后代的工作则交给蜂后或蚁后完成。

Okasha解释，高阶物种的合作现象不像昆虫界自然而然，但仍有不少例子。比如说，黑猩猩发现有老虎靠近时，会大声警告其他伙伴快点逃离，不顾自己最可能落入虎口的危险。人类间也有合作，但无法只靠社会生物学解释，很大一部分与文化有关。占便宜、不付出的搭便车者通常是得利者，然而，Okasha说，一致性高的团体通常对那些只顾自己的害群之马有明确的惩罚规则，确保团体利益。

非洲蜜獾是一种以昆虫、小型啮齿类及幼羚羊等为食的动物，它尤其喜食蜂蜜。蜜獾本是一种孤独的动物，但它却和一种褐色的小鸟响蜜结下了友谊。一个打蜜，另一个挖蜜，然后共同享受。

非洲有很多蜜蜂在地上建造巢，响蜜发现蜂巢以后，就会向蜜獾的洞飞去，发出种特殊的叫声。蜜獾一听到这种呼叫信号，便立即钻出洞来。于是，响蜜就带领它向蜂巢跑去。蜜獾的毛又密又厚，所以不怕蜂螫，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蜂巢挖开，将蜜和蜜蜂的幼虫吃掉，然后只把空蜂房留给响蜜，而响蜜想要的正是空蜂房——蜂蜡。原来，这种奇特的小鸟爱吃蜂蜡。在响蜜的嗉囊里有许多共生菌和酵母菌，这些菌类能分解蜂蜡，把它变成脂肪，从而使响蜜的身体能够吸收。

虽然獾和土狼都喜欢以各种挖洞的啮齿动物为食，但它们的捕食方法却大不相同。比如像松鼠和土拨鼠这类啮齿动物，虽然它们跑不过土狼，但它们总能逃进它们挖的洞里。另外，只要猎物没有从这地洞逃到另一个地洞，獾就可以通过挖地洞并把猎物抓出来。如果这对竞争者能够合作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獾-狼组合能够增加它们捕到猎物的机会。事实上，它们的确做到了。美洲原住民很久之前就开始谈论这个合作关系了，最近科学家也对此做了观察并记录下来。当獾和土狼合作捕捉猎物的时候，它们互相为彼此弥补短处。獾把猎物从洞里逼出来，然后土狼再把猎物扑倒。这种协作性合作最有可能发生在一只獾和一只单独的土狼之间，而不是一只獾和一群土狼之间。

动物们的合作并不仅仅是因为“嘴馋”的共同利益，有时候是安全的需要。在中美洲有一种文鸟，这种灵巧的小鸟会编织很复杂的巢，巢的样子就像一个罐子吊在树枝上。在热带，想找鸟蛋吃的动物很多，有猴类、野猫、蜥蜴、蛇、烷熊、负鼠等。它们都善于爬树，所以鸟类想要保全自己的后代不受侵害非常困难。不过，那些凶恶的动物并不敢冒险爬进文鸟的“罐子”里，因为聪明的文鸟常常把巢安置在黄蜂巢的旁边，正是黄蜂巢——这个可怕的大球在保护着小鸟。有趣的是，黄蜂从不得罪自己的小鸟邻居，而对侵犯小鸟的各种敌人却毫不留情。(www.xing528.com)

动物之间的合作使它们各取所需，实现共赢。不管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大自然中，合作都是不可缺少的。

四、推进合作需要加强公平建设

（一）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人类并不是纯粹自利的，而是具有公平偏好的

最后通牒博弈就是一个例证。两人分一笔总数固定的钱，比如100元。方法是：A提出方案，B表决。如果后者同意，则按照方案分，如果后者反对，则两人将一无所。A在提方案时要猜测B的反应，此时自利的A的方案是留给B一点点，比如1分，而自己得99．99元。如果B接受了就能得到一分钱，如果拒绝就什么也得不到。这是根据自利人的假定的一种结果，而实际情况则不是这个结果。英国博弈论专家宾谟做了实验，发现提方案者倾向于50：50，而接受者倾向于少于30%拒绝，多于30%接收。

根据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化研究，不管是在亚马孙流域的原始部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上述试验结果总是与基于人的自私性的理性分析大相径庭。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崇尚公正的结果。

在独裁博弈实验中，实验主持者仍然要求提议者和响应者来分配这笔钱。所不同的是，响应者必须接受提议者的任何提议方案，即使该方案分配给响应者的份额等于0。这样，如果双方是纯粹自利的，那么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的份额一定等于0。但是，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人群的多次实验却一致表明，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的份额显著大于0。一般是提议者还是倾向于把金钱总额的20%分给了回应者，但在这种情况下，提议者分给对方的钱数比最后通牒博弈中的钱数要少。

董志强在《我们为何偏好公平：一个演化视角的解释》（载《经济研究》2011年08期：65-77页）一文中提出一个演化解释认为：人类公平偏好的根源可能在于人类早期的进化过程。通过一个演化博弈模型和随机演化仿真模型表明：①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族群中，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是随机稳定的演化均衡，非公平偏好的双态社会也是演化稳定的但并非随机稳定的；②若同时考虑族群之间的竞争，则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将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其原因在于，合作机会多少与合作利益大小是此消彼长的，公平行为最能够平衡合作机会与合作利益对生存竞争的影响，从而成为个体-族群两个层面的生存竞争中最具适存性优势的行为模式。人类的公平偏好，可能源于本能性的公平行为在人类早期进化中的适存性优势。这一认识有助于为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假设提供逻辑支持，也有助于从新的视角思考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探索经济理性的边界。

另外，葛岩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文章《公平偏好在文化和生理上可世代传递》，文章举出了许多证据，认为公平偏好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自威尔逊的《社会生理学》出版之后，生理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充满争论但令人好奇不已的问题。体内化学物质与公平偏好的联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催产素（oxytocin）的作用得到颇多的研究。A．Stanton发现，在使用10美元的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UG）中，注射催产素的实验组被试平均给出4．857美元，而注射安慰剂的控制组给出4．03美元。前者显然更加慷慨。实验结束时，实验组中充当主张者的被试平均得到5．059美元，控制组的主张者得到了5．7美元，说明为了实现自己的公平偏好，实验组被试的确付出了代价。对于公平偏好而言，与血清素（serotonin）有关的一类药物ATD也有某种影响力量。M．Crockett等人的UG实验显示，随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提高，实验组的拒绝率也随之提高。当方案十分不公时，如30美元仅有6美元分配给回应者，控制组中有不到70%的回应者选择拒绝，实验组中则有80%的回应者选择“鱼死网破”。研究者推测，血清素含量影响了对不公方案的容忍程度。虽然生理条件与道德的关系涉及“政治正确”，是个敏感问题，越来越多的发现却不断确认：有些人生来就更为道德些，另一些人则相反。几年前，使用信任游戏（Trust Game，TG），D．Cesarini等人在美国和瑞典做了一项实验，被试是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实验中，管理员给A一笔钱，由A决定分多少给B。当B收到A分配的额度后，管理员将B手里的钱增加3倍，再由B来决定返还给A的数额。这样的游戏可以只做一次，也可以循环多次；可以事先告知被试进行多少次，也可以在被试全不知的情况下突然停止。通过A给出的钱数、B返还的钱数，能够分别测量A对B的信任、B之于A的公平偏好。对实验结果的遗传可能性分析（heritability analysis）显示，在两个同卵双胞胎之间，信任对手和偏好公平的行为相关性显著；在两个异卵双胞胎行为之间，这类相关性不显著。众所周知，同卵双胞胎的基因一致，异卵双胞胎的基因有别。由于获选被试都没有分开抚养，可以假定每对被试双生儿时都生活在同样的后天环境中。如此，实验说明，生理遗传因素对信任和公平偏好有着可测的影响力量。

（二）不仅人类具有公平偏好，动物也具有公平偏好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萨拉·布鲁斯南（Sarah Brosnan），十多年来研究“公平感”的进化起源。布鲁斯南提出一种假说：合作和社会性是公平感产生的先决条件。“公平感具有生物性起源。尽管不同文化对公正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文化本身并非诱发公平感的唯一因素。”布鲁斯南的团队对灵长类动物如僧帽猴进行研究，建立“不公嫌恶”（Inequality Aversion，IA）这个指标来描述动物对于不公待遇的反应。根据遭遇不公对待时所处地位的不同，IA分为两种：自身处于劣势时的IA，自身处于优势时的IA。

在面对不公待遇时，许多哺乳动物表现出第一种IA，会反抗甚至拒绝接受属于自己的东西。研究人员用黄瓜和葡萄喂食两个相邻笼子里的僧帽猴——在它们的定义系统中，葡萄优于黄瓜。被喂食黄瓜的猴子很快意识到自己遭到不公待遇，表现出焦躁与愤怒，甚至将黄瓜扔回给喂食者。

在僧帽猴的社会系统中，公平是合作的前提。它们严格遵循“多劳多得”的法则，对于分配的公正性极为敏感。猴子们愿意与“乐于助猴”的同类分享自己的所有，而一旦发现合作者独占好处，就会立刻停止合作。

研究还发现，僧帽猴心中有黑名单，拒绝和有过不分享行为的成员合作。布鲁斯南说，“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在明知自己会得益的情况下仍然不愿与某些人合作——过去与这些人合作时受到过不公待遇。”

处于劣势时的IA，许多动物都有这种反应，例如猩猩与犬类。布鲁斯南甚至说：“我认为，在狮子、海豚、鲸和大象等存在合作关系的动物群体中，也会出现这一种IA。”

处于优势时的IA就不多见了。除人类外，仅仅在猿类种群中观察到这种反应：因不公而得利的个体愿意将自己的不合理收益分给受害者，以保障长期合作关系。布鲁斯南说，“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不义之财’，不仅需要有长期合作的意识，还需要有严格约束自我的能力。也许处于优势的IA需要更发达的脑部结构和更积极的合作关系。”“为自己遭受不公待遇而抗议是公平感产生的第一步，能进化到第二步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但只有具备第二种IA反应能力，公平感才算真正确立。”

五、促进农村合作化建设需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下移

（一）政治重心下移

如何推进国家政权向下延伸，建议将村委会改为乡镇派出机构。具体方案设想如下：第一，将村干部纳入国家正式编制进行管理，同时将村委会改为乡镇派出机构，名称定为“村政所”。目前现有乡镇干部严重过剩，一般乡镇也有70～150人左右的干部，有的城关镇达到200多人的也有（根据甘肃情况）。而乡上的问题主要出在村上，所以，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应将乡干部直接派到村上工作为好。一个村可考虑派5～7人较好，并且吃住都在村上，编制也在村上，人不能再待在乡镇上。这样累计可从乡上抽出50人左右的干部到村上任职，同时，派出到一个村的5～7人每人或每两人应具体联系管理一个社队或生产小组。这样做的好处是，既精简了乡镇编制，又提高了乡镇办事效率，也加强了基层村政权建设，同时，还不增加国家干部总数和财政负担。另外，从乡上派干部到村上长期任职后，可取消现有的驻村干部制度，这也为国家节省一笔行政成本。同时，通过派干部直接到村上任职，也类似变短期驻村为长期驻村，这既提高了驻村效率，也有利于更准确监督和考核干部业绩。第二，村政所所长改为上级任命制，但村民有投票否决权。从实际情况看，原村委会主任选举多流于形式，或是实际是少数人操纵，或实际是家族操纵，还不如取消。但为了防止上级任命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村民可对上级任命的村政所所长有投票免职权。第三，如何有效行使村民的投票否决权，村民可先投票选举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作为过渡，现有村委会几个村干部可直接进入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村民选出本村人7～9人组成（其报酬以误工补贴形式由县财政和村财政各筹一部分发放），监督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监督村政所的工作。若村民对村政所的某一项决策有异议，监督委员会在有5个村民联名提议的情况下，应召开村民大会（全体村民的一半以上参加），对有关村政所的决策进行投票公决。同时，监督委员会也应在有10个村民联名提议的情况下召开村民大会，对上级任命的不称职的村政所所长进行免职投票表决。第四，新的村政所将进一步拓展职能。不仅具有政治建设职能，更要发挥好经济建设职能。新村政所应具有合作社的部分功能，应积极帮助村民搞好销售和生产工作。比如，积极开展互联网销售服务等。在开展合作社业务的基础上，努力增加集体积累。另外，新的村政所还应具有治安管理等方面的职能。目前，乡有派出所，但村没有，村治安管理是一个空白，一些村庄留守儿童和老人以及妇女屡屡被害或被欺负，有些犯罪行为甚至令人发指，这与村上缺乏治安有很大关系。另外，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农村治安，建议国家给农村每家每户安装报警器。同时，村民每相邻十户或五户组成一个联保组（联合保卫组，并选一名组长）。每一个联保组内部一有情况及时互相帮助和通报。而村治安员对联保组长要进行必要的协调管理和指导。总之，新的村政所在充实干部的基础上，其职能应是综合的，应具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职能。

另外，目前，一方面要加强村一级行政建设，另一方面，则要精简中间层次行政，建议取消地级行政建制，同时，建议增加大区级行政建制，比如建立西部区、华北区、东部区、中部区、华南区等。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方向，总体应是廋腰强脚。现在是腰太肥，脚太弱小，是两只弱小脚，撑一个大肚子肥腰。政治应在最重要的部位体现最强的力量支撑。中国农村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部位之一，客观需要强力的政治渗透。没有强力的政治渗透，党的基层政策往往是虚化的，有很大一部分落不到实处。

从历史看，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大都是很严密的，并不是放任自流。而且从历史走向看，越往后，控制越严密。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意味国家政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只是意味皇帝对官的任命只到县这一级，但县以下，国家往往通过保甲制或类似保甲制的东西，通过连坐治罪等形式，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除非在动乱时期，国家没有力量对乡村管制，乡村社会才可能处于自发管理状态。一般在国家政权稳定后，统治者往往都是要加强乡村管理的。但对县以下的基层管理者，国家往往是不付工资报酬的，但减免其家庭或个人税收。通过这种管理形式，国家一方面实现了管理投入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实现了管理产出的最大化，从而为庞大的官僚社会实现正常运转提供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基础保障。所以，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的管理形式，实际也是一种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尤其是在小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剩余十分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制度均衡，也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博弈的一种均衡。目前，我们不是为了从农村社会汲取，而是为了建设乡村社会，也客观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不能放任自流。

（二）经济重心下移

经济重心如何下移，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城镇。要深入调查，科学选址，科学规划，科学建设。另外，小城镇要选好自己的主导产业，是以商贸为主导产业，还是以旅游为主导产业，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从全国总体看，小城镇的主导产业应以现代农业产业为主。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必须要建立在基本自给的基础上。另外，不同区域的城镇，应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进行发展，应尽可能形成一镇以一品为主，或一镇以一业为主的局面。另外，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方面，尤其要注重生态绿色和环境保护，要把生态绿色环保原则放在第一位。生态绿色环保是农产品最核心的竞争力。对农产品而言，生态绿色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高度统一的。不满足生态绿色环保原则的农产品，必然是没有市场的，没有市场就很难有经济效益可言。

（三）文化重心下移

如何推动文化重心下移，需要推动知识分子下乡，为此，建议国家开展“教授联村、博士联户”行动。具体方案设计如下：第一，在全国选一千个典型村庄，选一千个素质较好的教授，选三千个素质较好的博士。第二，以一个教授带三个博士为一个联系小组。一个小组联系一个贫困村。组长为教授，教授具体联系村，总负责。同时，三名博士在所在村每一个人联系一个贫困户。第三，主要任务是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同时，也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帮助指导贫困村发展经济、为贫困村提供教育帮扶和技术帮扶、帮助贫困村规范各种合作组织建设、帮助贫困村规范政权建设等活动。第四，每一个联系小组在所联系村蹲点调研时间不应少于20天。第五，在调研的基础上，各小组形成不少于5000字的调研报告。第六，然后在各小组调研基础上，选出教授5人成立总报告组，总报告组对各小组研究报告进行整理汇总，形成总报告，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第七，在下一年度，再换一批贫困村或换一批人进行联系。这样通过年年不断联系，年年不断调研，既增加了学者对社会的认知，也有利于学者提出更有效的建议。第八，最终每年可形成一个调研报告，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思考题

1．你认为合作社的本质是什么？

2．中国农民合作难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如何推进中国农民合作建设？

3．毛泽东为什么倡导推动农村合作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67页。

[2]张晓山、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3]金莲、王永平等：国外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J］．世界农业，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