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统总是处于社会系统中，不可能脱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更不可能独立运行；尽管经济系统的状态对社会系统具有重要作用，但社会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一个区域的社会性因子的状态既决定了该区域的经济状态的过去和现状，也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态势。
一、区域发展均衡因子
由于历史、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原因，甘肃贫困地区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贫困现象比较集中。新中国成立后，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贫困人口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对贫困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缓解贫困的同时，社会被分化为不同等级的经济区域和阶层，并且伴随市场经济往深度发展，差异也越大。加上国家过去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客观上造成了贫困地区发展的相对停滞。
二、社会开放程度因子
甘肃的贫困地区大多长期处于地域封闭、联系途径缺乏、联系手段落后、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状态。这严重制约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知识的更新，限制了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只是仅仅为了自身的需求，区域内以独立的个体经济发展为主，区域之间也缺乏纵向和横向联合，使得资源与经济主体之间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配置呈现凝固性和区域滞后性，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和经营管理难以很快传递，导致社会的停滞和僵化，不能有效形成市场网络体系，排斥和阻滞了区域外资源、劳动力和技术、信息的输入，呈现出严重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导致经济潜力不强[4]。
三、基础设施因子
贫困地区往往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条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甘肃贫困地区多位于山大沟深、人口分散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十分巨大。因此，农田水利、道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一些地方，甚至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照明、生产用电和符合国家标准的低等级公路，薄弱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生产发展和经济开发的需要。由于目前尚没有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权威指标体系，我们用2010-2014年“公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万户农业机械动力（千瓦时）”和“万户农村用电量（千瓦时）”这三个指标来间接评价各贫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一）六盘山片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该片区内各小片区的差异非常大，无论是机械化程度或电力设施使用的指标，兰白小片区均为最高水平，天水小片区最低，其余各小片区居中。各县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表6-13），这种差异表明，越靠近中心城市，地势平坦、地形起伏较小的地区，其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是偏远地区，地势陡峭、地形起伏越大的地区，其基础设施越差。如兰白小片区内的景泰与会宁、皋兰和榆中，定西小片区的安定与岷县，天水小片区的麦积区与张家川县，临夏小片区的永靖县与积石山县，以及平庆小片区的崆峒区与泾川县之间的巨大差异，正反映了各县区之间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的差异。
表6-13 六盘山片区2015年的基础设施状况
（二）秦巴山片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该片区的各项指标总体很低，并且片区内各县之间的差异巨大（表6－14），最高的是两当县和成县，最低的礼县，其原因与六盘山区的相同。
表6-14 秦巴山片区2015年的基础设施状况
（三）藏区片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该片区各县之间的具体指标各不相同，万户机械数量最高的是天祝，为62308．01千瓦时，最低的是玛曲县，仅为2684．81千瓦时；两县之间的较大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前者以农业为主，对农业机械的需求较大，后者为纯牧区，机械使用的范围很小；用电指标最高的是迭部县，为861．18千瓦时，最低的是天祝县，仅为263．35千瓦时（见表6－15）。
表6-15 藏区片区2015年的基础设施状况
四、发展机会因子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区域的经济发展路径是由增长极带动形成产业、再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产生关联产业的集聚，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相似，贫困似乎也有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贫困地区往往呈现片状分布，贫困地区之间难以出现增长极，缺少经济增长的示范、带动和引致作用，加之贫困地区远离其他发达地区，其向贫困地区进行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扩散的能力衰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缺少的双向流动，减少了贫困地区的发展机会。从地理位置看，甘肃各贫困片区县绝大多数位于远离交通干线、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区域，缺少外部引致的发展机会。
五、人口因子
（一）人口增长因子(www.xing528.com)
甘肃贫困地区由于文化、民族等种种原因，多属于高人口增长率地区。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越多，劳动者所抚养的人口自然会增多，负担也就相应地加重。人均消费越少，致使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恶化，无法保证良好的营养，身体素质不断下降。高人口增长，低人力资本水平，人口、环境、贫困形成恶性循环。人口高增长必然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的压力加大，形成“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
从均值上看，连片贫困区反映人口数量变化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三个指标均要显著地高于省内的非贫困县区，如兰州市的城关区、金昌市的金川区和嘉峪关市，这三个区市的出生率分别为5．89%、9．21%和9．22%，死亡率分别为3．27%、5．82%和3．73%，自然增长率分别为5．15%、4．06%和5．49%。连片贫困区内部的各片区之间，特别是临夏和藏区的均显著地高于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而小片区内各县之间则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显然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表6－16、6－17和6－18）。
表6-16 六盘山片区2013—2015年的人口变动状况
表6-17 秦巴山片区2013—2015年的人口变动状况
表6-18 藏区片区2013—2015年的人口变动状况
（二）教育因子
甘肃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往往较低。在一些地区，现有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高达10%以上。这些年，国家实施9年制强制义务教育，但一些地区儿童中途辍学仍然时有发生，如2013年，全省的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均值为99．69%、小学升学率为94．29%、初中升学率为51．08%、高中升学率为80%，但贫困县区除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外，其他指标则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低教育水平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率低下。
（三）卫生条件和人口健康状况因子
甘肃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均低于发达地区。低健康水平损害着贫困地区劳动人口的智力和体力。这种低质量的人口状况，消耗掉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造成社会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使区域现在缺乏竞争力，未来也缺乏竞争能力，使区域丧失持续发展和赶超的根本动力，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延缓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人民生活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仅从死亡率指标就能间接地看出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的巨大差异，如兰州市城关区2013年的死亡率为3．27%，同期的临夏小片区的均值为7．01%，秦巴山区的均值为6．99%，藏区的均值6．88%，部分县区的超过7．0%，个别县区的则接近8%，如卓尼为7．82%，临夏县、临潭县和碌曲县的7．5%以上。
以上分析表明，甘肃贫困地区贫困成因十分复杂，涉及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数十个因子，并且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扶贫攻坚的对策应该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思考题
1．有人说甘肃的一些地方如临夏、天水等地，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耕地，人均水浇地不足1亩。但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福建、江苏等省的多数地区，农村人均耕地只有0．3～0．4亩，可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高收入地区，似乎土地并不是致贫因子，这如何解释？
2．针对某个具体区域，分析其关键致贫因子，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扶贫攻坚行动，为什么有些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有些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注释】
[1]甘肃农村年鉴编委会：甘肃农村年鉴，2003-2014。
[2]甘肃农村年鉴编委会：《甘肃农村年鉴》（2006-2013）。
[3]甘肃农村年鉴编委会：《甘肃农村年鉴》（20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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