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贫困变化与经济生态联系

一、甘肃贫困已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

贫困一般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由于缺乏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需求品，而无法维持人们生存上的需求，即通常所说的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相对贫困是指虽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别，收入比较低的个人、家庭、地区相对于全社会来说，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当代甘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基本解决了人们的温饱，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贫困问题逐渐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

绝对贫困线的制定通常采用以下方法：一是根据恩格尔系数制定。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高低确定贫困程度。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但是由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各种补贴制度，这一标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参照恩格尔系数，来确定我国的绝对贫困线。二是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制定。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贫富程度。以此来确定贫困线具有直观性和很好的操作性。1985年，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了农村绝对贫困线，将年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定为贫困，低于150元定为赤贫。

基于分配制度不是绝对平均分配，相对贫困的存在就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必须允许分配差距的存在，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又要兼顾公平，不能让收入差距过大。基于我国的贫困问题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那么解决贫困问题也随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从2008年开始，国家贫困标准不再以绝对贫困标准（低贫困标准）为主，而改为以低收入标准（高贫困标准）为主，2011年又大幅提高国家低收入标准。这不仅适应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关怀，体现了政府正在加大扶贫力度，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甘肃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现状与贫困问题

（一）甘肃农村生产力发展长期落后

甘肃贫困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是农村生产力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偏低（表5-12）。甘肃省第一产业占甘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全国平均水平不相上下，第三产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4个百分点。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甘肃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甘肃的工业就很发达。2014年甘肃省工业增加值仅为2263．20亿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8977．59亿元的四分之一，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更大。

表5-12　甘肃省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第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产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即贫困率越低（表5-13）。甘肃经过多年的努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干旱缺水等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农田灌溉设施与面临的干旱问题不相适应，许多地区仍然是靠天吃饭，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横向比较，甘肃省的干旱问题比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严重得多，但是水库数量和水库容量都没有这三省多，甚至比新疆还要少（表5-14）。

表5-13　基础设施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表^[34]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甘肃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还表现在设施老化和功能减退，有些地方还在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或者六七十年代的老本，难以抵御大的自然灾害。除水利设施外，交通运输条件也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道路崎岖，通达能力弱。目前，甘肃全省仍有40%的村未通柏油路（水泥路），40%的村不通宽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严重制约着农村发展。

第三，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甘肃省农业机械拥有量只是略高于新疆，与中东部的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表5-15）。如果换算成单位面积机械拥有量更能看清甘肃的落后（表5-16）。

表5-15　2013年部分省区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5-16　2013年部分省区单位面积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

由此可以看到，甘肃省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比河北、山东低得多，比河南稍低，比陕西、新疆略高。虽然甘肃某些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数量要比其他省份高，但是总体来看，甘肃省农业机械还是缺乏，特别是亟须的灌溉机械。而且，甘肃多于其他省份的机械主要是低端的、旧式的机械，如联合收割机等。

第四，科技对农业贡献率低下。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要走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道路，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甘肃省近年来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在双垄全膜沟播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高效节水农业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依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首先，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低。多年来，全省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仅0．24%～0．31%，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大大低于世界粮农组织建议的1%的水平。其次，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脱离生产的现象非常严重。目前，甘肃省有很多贫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种植方法，牛耕驴驮，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很多科研成果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许多成果没有得到有效推广，科技兴农效应在贫困农村并不明显。2013年，甘肃省农业科技贡献率不足50%，灌溉水利用率也仅为53．1%，考虑到甘肃严重缺水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扼腕。

三、甘肃农村的家庭变化与贫困的关系

家庭变化是指农村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或出现重大开支项目，导致家庭生活贫困，比如重大教育开支、婚丧嫁娶费用、严重疾病、生产事故等。

近年来，随着教育成本的提升，教育消费已成为许多农民的沉重负担。相对于一个年均收入2万元左右的家庭来说，减去贫困大学生国家贷款，国办高校生家庭每年负担费用在1万元左右，占总收入的50%；民办高校生家庭每年负担费用在14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的67%；贫困家庭收入减去学生消费，所剩不到1万元的收入，既要安排一家人口的基本生活，还要安排当年的生产，难以摆脱困境。有一个大学生或一个高职学生的农户家庭97%以上欠有外债，甚至有的大学生已毕业3～5年，而家庭仍没还清债务。因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不足，一些贫困户孩子在城镇读初中或高中，陪读成为因学致贫的新问题。为了陪护子女上优质学校，一些贫困户不得不在城镇租房，有的为了提高孩子成绩，不惜花费高昂学费参加课外辅导班，还要承担房费、水电费等，父母就近打一些零工，但是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负债累累。

传统的婚丧嫁娶习俗也是甘肃贫困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娶亲花费巨大，很多因为娶亲，以至于倾家荡产。甘肃贫困地区农村收取彩礼普遍较高，总体彩礼在7万—20万元，有的甚至高达30万元，远远超过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子女成家的高额婚嫁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家庭一大负担和难题。^[35]

因病致贫是甘肃农村又一突出问题。因病或者遭遇重大事故，重大疾病或者身受重伤，需要大笔医疗费，以普通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是难以承受的。如果家庭成员存在身体残疾，也会使该家庭雪上加霜。残疾造成劳动力缺乏，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而贫困地区缺少有效公共健康手段和医药服务，又增加了致残机会。这就是一般常说的“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目前，甘肃省共有187万残疾人，全省农村贫困残疾人共有38．5万，^[36]这是农村最弱势的人群。

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也是很多贫困地区长时期不能脱贫的原因之一。多数农民的想法是多生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考上大学的机会，多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机会。俗话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随着物价不断上涨，抚养费用越来越高，抚养费超出了普通农民家庭的经济能力。通过表5-17和5-18可以看到，甘肃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

表5-17　2005—2014年甘肃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比较表（‰）

表5-18　2005—2014年甘肃省人口出生率与全国平均比较表（‰）

甘肃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有些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甚至低于1‰，有些省份已经呈现负增长趋势。甘肃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是有些高。

四、甘肃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的发生

有专家指出：“自然环境的恶劣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致贫的主要因素，表现为生态性贫困和灾害性贫困。”^[37]甘肃处于我国多个生态自然区的交汇处和过渡带，地形地貌复杂，生态具有多样性、典型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是黄河、长江的重要水源补给区，也是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等大沙漠汇合南移的阻挡区，保障着黄河、长江流域和河西走廊战略通道的生态安全。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甘肃近90%的国土面积纳入了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这些区域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是我国重要的高原生态屏障和黄河、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近年来，随着一批重大生态项目的实施，甘肃局部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但由于历史因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交织影响，甘肃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日益严峻的形势仍未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资源短缺、环境退化的地区极易发生贫困，而贫困人口为了反贫困，又往往会过度开发土地，加剧环境压力，对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往往是互为因果的，贫乏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的居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反过来，人们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掠夺性的开发，这样周而复始，就陷入“生态脆弱——经济贫困——掠夺式开发——生态破坏——更加贫困”这样一个生态贫困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甘肃贫困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这也给扶贫开发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总体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致贫型、社会因素致贫型、意外因素致贫型。自然因素致贫型包括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同因素；社会因素致贫型包括生产力低下、消费水平过高、教育收费过高、社会习俗不合理等；意外因素致贫型包括各种意外导致经济损失或人身致残、致死。在一个家庭内部，上述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导致贫困产生的关键因素。

思考题：

1．甘肃历史上导致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2．“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与“‘两西’建设”有什么重大意义？

3．甘肃不同地域贫困发生的特点是什么？

【注释】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www.xing528.com)

[2]李永良：《河陇文化：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3]方荣：甘肃近代历史人口问题释疑［J］，档案，1997年第1期，第45-48页。

[4]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8页。

[5]王福成、王震亚：《甘肃抗旱治沙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6]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之二，第247页。

[7]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之二，第2页。

[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

[9]刘光华、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2-414页。

[10]《甘肃省“三西”农业建设工作总结》；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之二，第7页。

[11]朱智文、雷兴长：《西部开发中的“三农”问题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12]《甘肃省“三西”农业建设工作总结》。

[13]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之二，第8-9页。

[14]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之二，第10-11页。

[15]《甘肃省“三西”农业建设工作总结》。

[16]甘肃行政学院《反贫困研究》第一辑，第36页。

[17]习近平：《在甘肃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15年3月5日。

[18]王萍萍等：《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2015年8月24日。

[19]王萍萍等：《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2015年8月24日。

[20]张为民：《脱贫步伐加快，扶贫成效显著，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国信息报》2015年10月16日。

[21]张献伟：《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2]张献伟：《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3]《甘肃省2013年度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扶贫办公室《甘肃省精准扶贫资料汇编·文件汇编》2015年6月，第247页。

[24]《58个集中连片特困县贫困村规模分解表》，甘肃省扶贫办公室《甘肃省精准扶贫资料汇编·文件汇编》2015年6月，第264-265页。

[25]《17个插花型贫困村规模分解表》，甘肃省扶贫办公室《甘肃省精准扶贫资料汇编·文件汇编》2015年6月，第266页。

[26]甘肃省扶贫办公室《甘肃省精准扶贫资料汇编·文件汇编》2015年6月，第253-255页整理。

[27]陈征常：《“三西”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8]樊怀玉：《农村贫困监测实务与贫困问题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29]《定西市“三西”农业建设工作总结》，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三西”扶贫开发材料汇编·总结篇》，2015年9月，第23页。

[30]王建平：《印度异域观察，印度反贫困的沿革及其启示》，《老区建设》，2009年第17期，第63页。

[31]王建平：《印度异域观察，印度反贫困的沿革及其启示》，《老区建设》，2009年第17期，第63页。

[32]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33]《临夏州“三西”农业建设工作总结》，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三西”扶贫开发材料汇编·总结篇》，2015年9月，第82-84页。

[34]樊怀玉、郭志仪、李具恒、荣立、马顺福、曹洪民：《贫困论——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35]《关于全省58个特困片区县入户调查情况的汇报》，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精准扶贫资料汇编（2015年1-7月）》，第395-396页。

[36]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华文哲在省残联201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37]张廷武：《农村扶贫开发的反思与对策》，《前沿》，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