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贫困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一、经济增长战略

经济增长战略（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主要研究世界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和发展源远流长，一直可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由专业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战略，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O．赫希曼（Hirschman）较先使用这一概念，1958年他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就对此战略进行了阐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高增长率，认为发展就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强调“效率优先”；把财富的增长和速度看作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割断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联系，不关心价值追求的合理与否，把功利当作唯一的价值标准。二战后许多国家经济迅速腾飞就得益于此。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由于在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需要不断发展演进的情况下，选择结构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虽然经济增长战略使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容易造成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过度追求，造成政府忽视民众生活的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状况严重，出现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现象。在2007年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上，时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主任Martin Ravallion（马丁·拉瓦雷）就认为经济增长并非有效的减贫方法，“增长附加”结合益贫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才能有效减贫。^[46]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长此以往也往往使得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以通过注重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等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

二、再分配战略

再分配战略来源于经济学上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理论。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居民和企业等各收入主体当期得到的初次分配收入依法应支付的所得税、利润税、资本收益税和定期支付的其他经常收入税。政府以此对企业和个人的初次分配收入进行调节。此外再分配的内容也包括财产税、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以及其他国际援助等的转移收支。

根据再分配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一战略分为两种具体的战略，边际上的再分配战略和生产性资产再分配战略。前者的倡导者是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领导的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他们强调再分配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也就是一般边际意义上的再分配。通过这种再分配，使经济增量中的一部分从富人手中转移到贫困者手中，从而消除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实现反贫困的战略目标。其实边际上的再分配战略还可以根据具体内容再次进行细分：1．自由放任的增长战略；2．提高储蓄、加速增长的工资管制战略；3．消费再分配战略；4．投资再分配战略。按照世界银行的考虑，这2和3两种战略下，在25年间，每年各有2%的总收入转入穷人手中和有利于穷人的投资项目。^[47]但是模拟结果却显示再分配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比如模拟工资管制战略，结果却显示它有利益于富人，而损害了中下层收入集团。再者生产性资产再分配，是指在国家庞大的公共服务开支中要有穷人参与其中，比如住房补贴、教育补贴和医疗补贴等等。但是在富人主导的社会体系中，难免会有所偏颇，所以也需要政府调节机能，使穷人参与其中。

再分配战略其实也并非单纯有效的减贫办法，只有将再分配战略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下，再通过政府再分配机制，进而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这样才会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改善贫困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

三、绿色革命战略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一词，最初只是指一种农业技术推广。20世纪60年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最初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条件建立了一个旨在帮助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第一笔投资就是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两种最重要的农作物：水稻和小麦。种植改良后的品种，与化肥、农药、灌溉的扩大利用相结合，导致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农业产量戏剧性的增加。时任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威廉姆第一次用“绿色革命”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农业大发展的现象。

绿色革命主要是通过引进、培育、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利用食物生产的生物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生产力，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例如菲律宾从1966年起结合水稻高产品种的推广，采取了增加投资、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于1966年实现了大米自给。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农业自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

但是绿色革命战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1．收入不平衡；2．环境恶化；3．粮食营养程度低下。由于绿色革命对技术、设备投入较高，但是大丰收局面又降低了粮食农产品价格，造成“谷贱伤农”的局面。这对于中小农业生产者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此举又造成了农村中新的贫困现象。另一方面，过多的和不适当的使用化肥和杀虫剂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屡屡发生农民中毒、杀死益虫和其他野生动植物事件。而过度灌溉导致了土地盐碱化。此外绿色革命中推广大规模集约化作物品种中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很低，又造成了农村地区新的营养不良现象。(www.xing528.com)

四、社会服务战略

社会服务（Community Service）指的是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生产性服务指直接为物质生产提供的服务，如原材料运输、能源供应、信息传递、科技咨询、劳动力培训等。社会性服务指为整个社会正常运行与协调发展提供的服务，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社会服务按服务性质可分物质性服务和精神性服务。

社会服务运动始于1884年英国伦敦成立的托因比服务所。1889年后在芝加哥西区成立了赫尔大厦服务社。此后社会服务运动迅速传到西欧大部分国家以及东南亚、日本。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彻底反贫困，就必须要对贫困者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这样才能在根源上将贫困铲除。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将反贫困的焦点转移到了提供教育、营养、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并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来实施。

时至今日，社会服务战略的重要意义仍在于减缓经济慢性压力，促进社会发展平衡，破除贫困代代相传的怪圈，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发展回报。在2011年的北京“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上，时任UNDP^[48]亚太区域中心主任Rathin Roy（拉汀·罗伊）说，社会保障（包含社会服务体系）对于公共财政来说是行之有效，因为它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再分配，还能更好地保障社会稳定性。^[49]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利用好社会服务，可以将其置于一个宏观的框架内，有所侧重，特别是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既改善了贫困状况，提高了个人素质，又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

五、“双因素”发展战略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反贫困事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自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国家大举外债发展国内工业，外债总额在80年代初超过3000亿美元。到了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触发了震动全球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严重阻碍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拉丁美洲国家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美元，退回到70年代的水平。政府支出减少，特别是在社会公共福利上，这也引起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不满，社会长期经历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在《1990世界发展报告》也曾针做出讨论，并且提出了“双因素”发展战略。“双因素”顾名思义，是由两种因素共同构成。第一个因素是促使穷人将其最丰富的资产，即劳动力用于生产活动；第二个因素则是向穷人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即实行两步走，生产与福利相结合的战略。其实“双因素”战略往前追溯可以到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Hygiene-Motivational Factors）”，是激励理论的代表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于1959年提出。该理论最初是用于研究管理学上引起人们工作的动机，认为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因素，二是保健因素。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且同样适用于国际上的反贫困事业。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反贫困以及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第一个因素即将劳动力转化为生产性活动，这就要求政府出台政策来刺激市场、社会，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社会公共服务，也就需要政府在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加大投资，使社会福利全面惠及各个阶层。

上述反贫困战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事业中也得到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都没有从根源上消除贫困。当然反贫困事业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策略方针，更要看政府部门在实际执行中的具体情况，所以说国际上的反贫困事例有成功也有失败。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