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任正非与李一男剑拔弩张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只美国巨鳄——思科，对华为发起了一次跨国阻击。
思科成立于1984年，比华为早3年，但是思科的起步要比华为高太多了。它的两个创始人是斯塔福大学计算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和商学院计算机中心主任桑迪·勒纳，传说两人为了谈恋爱方便，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思科由此诞生。
生逢其时的思科或许是世界上发展最顺利的公司了，很快掌握了全球互联网体系中至少80%的信息流量，2009年，思科在500强企业中排名第57位。（不过在2018年，排名滑落到第212位。）
思科的产品有多么赚钱？
吴军在《浪潮之巅》中曾经感慨思科利润之高：“在一般人印象中，硬件生产厂家的利润不会太高，但是思科的毛利率却高达65%。不仅在整个IT领域大公司里排第二位，仅次于微软的80%，而且远远高于一般人想象的高利润的石油工业（35%）。这种高利润只有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才能做到。”即便到了2017年，思科的产品毛利率依然超过61%！
思科与华为，原本是两家打死也不会碰面的公司，华为是通信设备商，而思科主要是网络设备商。但到了1999年，华为开始进军网络，接连推出了接入服务器、路由器和以太网，业务开始与思科有了交集。短短两三年时间，华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就接近了思科。而且，华为的产品开始进入美国，2002年度，在美国的销售额就增长了70%！
虽然华为产品稳定性稍弱于思科，但价格只有思科的一半，而且服务态度好，又及时，能迅速满足客户的各种新需求（华为的研发因此非常艰苦），所以性价比方面对客户的吸引力明显超过思科。思科的奶酪就是这样不断被华为蚕食的，所剩无几。其实这也是前面几大国际巨头先后败于华为的主要原因。
进军美国，是任正非全球战略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以华为的技术追赶能力和低成本，一旦扎根美国，用不了多久，不光思科，很多美国企业都会被华为挤垮。
事实上，华为把“优异的性价比”这一点运用得非常好，在美国打出了“唯一不同的就是价格”的广告，直指思科。
2002年底，思科CEO钱伯斯直接将华为列为“思科在全球范围的第四代对手”，“华为威胁论”在思科内部越传越广，美国新闻媒体也开始煽风点火，宣称华为之所以做出不亚于思科的产品，是因为它直接抄袭了思科。
这很符合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于中国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依然是“落后”的代名词，只能做做代加工之类的低层次生产，高、精、尖新技术从来都是欧美的专有物。如果中国企业做出了可以媲美欧美的产品，那一定是通过各种手段窃取了他们的技术。——他们潜意识里就不愿相信中国人会比欧美人更聪明。
直到现在，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客，想法依然不变。中国政府吸引美国公司到中国建厂，他们认为是中国阴谋骗取美国技术；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收购公司，他们还是认为中国要偷美国技术。他们还很天真地认为，“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在对待中国投资企业时，不必区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任正非曾经的军人身份，更是加重了美国人的猜疑。
2002年末，思科的全球副总裁亲自前往华为，面见任正非，指责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侵害了思科的利益，要求任正非承认侵权、赔偿以及停止销售侵权产品。
任正非做了小小的让步，以求息事宁人，但思科不依不饶，反将华为的让步看作心虚的表现。双方不欢而散。
2003年1月，思科正式向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提起诉讼，给华为安的罪名有21条，整整77页。
打官司，华为并不陌生。起诉对手和被对手起诉，正是商界的组成部分，对手杀来，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这次是在美国，跟一个国际巨鳄打官司，华为能赢吗？
有人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思科宣称华为抄袭，那华为就公开产品的代码源，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
任正非大怒。学古代女子以自杀、自残来标明贞节，何其愚蠢！他下了一条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在法庭上要较劲，法庭外同样是战场。思科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早早做了舆论上的预热，给自己造势，让更多美国人相信华为是个窃贼。他们甚至恐吓威胁客户不得购买华为的产品，否则将有大麻烦。
在思科的威胁下，大部分美国企业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欧洲和南美的一些客户也有所动摇。(www.xing528.com)
形势对华为非常不利。
紧要关头，任正非更换了律师团，邀请两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前往华为实地考察，亲身体验。
这是华为的经典做法。开拓国内市场的时候，华为就经常邀请客户到华为参观，实地了解。在华为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客户实地考察一趟，胜过销售口水千万。
2000年，华为参加香港电信展，便“放出了大招”——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电信官员、运营商和代理商参加。2000多人往返一律乘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住五星级宾馆，还拎走上千台笔记本电脑。
华为为此耗费2亿港元，但带来的回报非常大：客户看到了华为的实力，看到了深圳华为的总部，以及部分人来到北京、上海，发现中国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产生几个高科技公司是应该的。这些人回去以后，吸引了更多人对中国和华为的兴趣。
“百闻不如一见”，实地考察后，原本不相信华为清白的这两家律师事务所果然改变了态度。他们给任正非提了一个建议：抓住思科“私有协议”这一点，控诉思科打压华为是为了保持垄断。
所谓私有协议，是在国际标准组织实现网络互联互通而制定标准和规范之前，某家公司产品先进入市场而形成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先行优势，先到先得。
按照惯例，私有协议可以付费授权使用，但思科偏偏不同意购买，实质上是将所有对手排斥在行业外，以达到垄断的目的。
在美国，垄断属于重罪，之前我们提到的AT&T便是因为涉嫌垄断，被美国政府多次拆分，包括很多大企业，都与AT&T有着相似的命运。
华为终于找到了思科的死穴，开始针对这一点发力。
同时，华为加大媒体攻势，在《华尔街日报》《财富》等媒体上大做广告，让IBM等与华为友好的企业发出声音。华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开始好转。
然后，华为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数据通信专家前往华为核对研发流程。专家给出的结论是，华为产品与思科产品的性能重合度还不到2%，没有侵权。
斯坦福大学是思科的发源地，给出的证词自然是有说服力的。
3月17日，华为和思科在法庭上正式厮杀。华为死咬住思科“私有协议”这一点，坚称“思科的行为除了遏制竞争之外，别无他图”。双方暂时胶着。
3天后，华为突出奇兵，宣布与3Com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共同销售通信产品。
3Com公司与思科相争多年，曾是“思科在全球范围的第一代对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任正非给自己添了一块重要的砝码。
华为打了思科一闷棍。有了3Com站台，华为在法庭上站稳了脚跟。
最终，华为与思科打成了平手。到2004年7月，双方正式和解，各卖各的产品，各付各的诉讼费，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而且法院判定思科永久不得就同一问题起诉华为。
一场“世纪诉讼”，终究还是华为获利更多。华为的海外市场迅速稳定下来，业务出现翻番式增长。在欧洲和美洲，华为产品迅速进入当地市场，到2010年，华为销售额的70%来自国际市场。
思科没能掐死华为，反而使华为声名大噪，品牌知名度大大提升，最终成长为它的强劲对手，这大概是钱伯斯动念之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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