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年初，任正非跟随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出访欧洲。1月8日访问结束，任正非身在伊朗，噩耗传来：“母亲被车撞了，伤势严重，速归！”
原来，当天上午，任正非母亲程远昭去买菜，被一辆车撞倒，司机逃逸。程远昭被送入医院，却因没带身份证，兜里只有40多块钱，又没有家里人可联系，耽误了抢救治疗。任正非心急如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却只看到母亲最后一眼。
几年前，父亲任摩逊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器官衰竭去世。
人间惨痛，莫过于此。
任正非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长时间没有出门。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很敬业的教育工作者。抗战时期，任摩逊是爱国青年，大学未毕业便到广州一家军工厂做会计员，后随工厂迁至贵州，并组织了一个“七七”读书会，宣扬抗日爱国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摩逊于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
梳理任正非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字贯穿任正非当兵前的人生历程——“饿”。
任正非也说：“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饥饿，不光发生在任正非一家，这是一次遍及中国的巨大饥荒。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当时整个中国就是一张巨大的嗷嗷待哺的嘴，一刻不停地喊着“饿，饿，饿”。
大饥荒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印记，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多年之后回忆起大饥荒，仍然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恐惧。
这之后，“四清”“文革”到来了，中国再次天翻地覆，信仰、理想、道德、法律、伦理都被颠覆了。
没人能够幸免。
任正非的父亲也被打倒了。正是他在国民党兵工厂这一段经历，给他们一家带来了说不清楚的麻烦，屡次遭到迫害。
任正非兄妹共7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迫不得已，任正非一家只能实行严格的分饭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这样的话，总会有一两个孩子活不下来。家里穷得连个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就用瓦罐装着，任正非也不敢去抓一把偷吃，而是自己用米糠跟菜和一下，烙着吃。
任正非在华为多次高喊华为“活下去”，并把“活下去”作为华为的战略，起源应该就在这里。
经历过大饥荒和“文革”的人，往往心理上会有巨大的幻灭感，内心深处藏着对“失去”的深深恐惧。他们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即使“文革”已经结束，整个国家已经转入改革开放，这种“不安全感”依然挥之不去，带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特征。
过度的“折腾”，让很多人对未来并没有积极的期待，他们努力工作，实现个人价值，积累财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让自己未来免于遭受冲击。(www.xing528.com)
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饥饿的基因”的再次进化。他们通过奋斗有了物质这层外壳做保护，但饥饿的恐慌早已深入骨髓，在潜意识里对他们不断发出信号：其实你们依然是食不果腹的一无所有者。
相当一部分人在灾荒中沉沦了，破罐子破摔，有的变麻木了，只有少数人走上了一条“破而后立”的路，叫作“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变成一摊烂泥，用余生来反复体味创伤，无法自拔，有少数人是可以把创伤当作磨刀石，进而成长为“强人”的。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的人在“文革”后渐渐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和代表人物。
而“创伤后成长”带给任正非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奋斗和抗争。他学会了如水一般，弹性地、灵活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而不去做无用的抱怨，更不执着于那些准则和律条。他似乎在人生态度上得到了升华，但通透之后便是淡漠，很多事物对他来说不再重要，他也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一些感受。
我们在任正非的多次讲话中，都能看到他对于未来抱有谨慎的警惕态度。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奋斗者的结合体。在某些方面，任正非很像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但超脱的是，这是一种悲壮的乐观。
受父母的影响，任正非在孝道方面是个非常传统的人，而他的父母也是传统的中国父母，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给予孩子，自己宁愿吃苦也要先考虑孩子。这种传统的爱在新时代可能发生了转变，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这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纽带。
父母对于任正非创办华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华为刚成立时，任正非问学过经济学的父亲，公司该怎么办。父亲说，民国年间，大老板出投资，但是大掌柜的和团队要五五或四六分红，这样才可以拢得住人。
于是任正非就把绝大部分股权分散出去，人人持股，自己只留下1.4%。传统经商合作的思想，经历了“文革”的摧残，更显珍贵。
父母离世，从今以后，人生奋斗的意义何在？
父母勤劳本分一生，还是意外去世了，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身伤病。抑郁症、癌症、手术、外部的压力，让任正非喘不过气来，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
其实，不止任正非一个企业家这样。
曾有人针对242位创业者进行调查，其中49%的创业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占比最高的是抑郁症，次之是注意缺陷障碍以及焦虑症。
陈天桥（濒死）、李开复（淋巴癌）、徐小平（抑郁症）、张朝阳（抑郁症）、毛大庆（抑郁症）、侯小强（抑郁症）……这个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要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外人只看到了企业家的风光，却看不到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背后承受的压力。
“人生要经历一个不幸的抑郁症的或自我崩溃的阶段。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每一个文化创造者都要经历这个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个关卡，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相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活。”黑格尔描述的这个关卡，颇像“费米悖论”中的“大过滤器假说”，是一个可以让人脱胎换骨但又痛苦无比的阶段。
无论如何，任正非挺过来了。他终究还是铁打的任正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