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时代的任正非：见证华为的崛起

如今的“90后”“00后”，已经很难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了。

用“野草”来比喻他们，绝不是贬低，而是事实便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野草时代，又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浩荡的飓风再次席卷中国，没人能够逃脱。

原来管控严密的社会渐渐放宽限制。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天生就像野草，当一批人怀抱着“中华兴亡，匹夫有责”的梦想创业，当更多人在“发财致富”的欲望推动下野蛮生长，蜷缩的巨人开始伸展自己的身躯时，整个中国爆发出了无比强大的战斗力。

失去压制的野草疯狂生长，后来，它们有的成为参天大树，有的半道夭折，有的长成了稀奇古怪的形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此诞生，“企业家元年”开始了。

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神秘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等国家和地区，人类文化出现集中突破现象，奠定了各自文化的基础和范式。那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百花齐放与群星璀璨的时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则是在经济方面开始了大爆发，40来年时间，便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能够借着这股浩荡的飓风成为一名“捕风者”，是那一代人独特的机遇和幸运。这种机遇，再也不会有了。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几年后，万科、中兴、华为将在此诞生，再过些年，腾讯也将在这里登上舞台。

这是一个刚刚从偏远贫穷县城变为特区的淘金之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全中国关注的焦点。

书生意气的下海者，野心勃勃的悲情英雄，不择手段，一夜暴富的投机者，坑蒙拐骗的不法分子，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基本面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充满激情的城市，也是一个浊浪滔天、鱼龙混杂的城市，转业军人任正非的下半生，就将牢牢拴在这样一个地方。

1983年，任正非以技术副团级的身份转业。

与普通的转业不同，任正非转业是因为国家调整建制，撤销了基建工程兵。但这并不表示任正非是一个被淘汰者，事实上，他是军人中的佼佼者，部队很希望他留下，把他安排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那是不错的出路，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任正非还是选择了转业。如果任正非当初选择留在部队，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华为了。

南油集团，是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负责对深圳经济特区西部约23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综合开发建设和管理。任正非与妻子一起复员，转业至南海石油的后勤服务基地。这一年，任正非39岁，马上到不惑之年。

就这样熬着资历，也是一种安稳人生，可惜那不是任正非想要的人生。

任正非从来都是一个不安分、自我驱动力极强的人，在部队时，他就有多项发明创造，研制出了空气压力天平，两次填补国家科技空白。1977年10月，任正非所属的基建工程兵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和先进典型。10月2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任正非。

第二年，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知识精英超过6000人，其中35岁以下的不足150人，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任正非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拥有这样耀眼履历的任正非，看到集团的一些领导麻木度日、得过且过，直来直去的他提出要“承包”其中一个公司，并愿意立下军令状，结果得到的是白眼。

为了安慰任正非，集团领导安排他担任一家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

没想到，任正非在这里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滑铁卢”：他在一笔生意中被人坑了，公司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

在军队待过多年的任正非终究还是太单纯了，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不懂人心险恶，甚至都不好意思谈钱，也不懂得防范别人，就这样一头扎进险恶的商业生态圈，结果可想而知。

惯做技术的任正非这时候还不是商业英才，只是一块璞玉。

任正非也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失败和窘迫：“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家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2018年，北京，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采访新东方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徐小平讲了一个投资案例：

他投资了一位在某个领域数一数二的科学家。一年后，这位科学家来到徐小平的办公室，说要用自己的这项技术做一个商业模式。(www.xing528.com)

徐小平听完，对这位科学家说：“听你讲完，我恨不得打自己耳光。”

其实徐小平不是想打自己，而是想打那个科学家，因为他提出的商业模式简直愚蠢透顶。

那位科学家是科学上的巨人，却是商业上的侏儒。

作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主要投的就是“人”，看对眼就给钱。这是他跟无数创业者打交道培养出的直觉。他看人的标准有三个：学历、经历和魅力。这位科学家有学历，也有魅力，但是他没有商业经历，所以他是商业的绝对门外汉，如果去做了，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即便是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当他踏入新的领域，也比白痴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

任正非显然不是那种随便跨进一个领域就可以做得如鱼得水的天才。

现实给任正非补上了一堂至关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虽然从小到大饱尝艰辛，但当兵后任正非还算顺风顺水，并慢慢崭露头角。人生直跌谷底，这对任正非而言还是生平第一次。

那时候，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不到100元，按购买力计算，这20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南油集团的铁饭碗保不住了。任正非被南油集团除名，任正非苦求留任，却遭到了拒绝。

远在贵州的父母听说了任正非落难的消息，不远千里赶到了深圳，陪伴着他。

已进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背负200多万元债务，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还要兼顾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他们一家人挤在深圳的棚户区，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解决。为了节省开支，父亲任摩逊从不上街买香烟，只吸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劣质香烟；母亲程远昭只在集市上买死掉的鱼虾，因为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只在晚上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

多年后，已经回到贵州的父亲母亲相继意外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任正非悲痛万分，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父亲母亲》，心中的悲怆、辛酸、内疚和悔恨几乎溢出纸面，痛恨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这一年，任正非的婚姻也出了状况，妻子离开了他。

工作和婚姻，人生两大支柱同时折断，前行之路陷入无际的迷茫与昏暗，任正非内心的郁愤可想而知。

但福兮祸兮两相依，工作上碰壁、婚姻上的变故，让任正非开始反思。他慢慢改变过去的孤傲，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灰度哲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不知绊倒了多少创业者，其中不乏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企业家。

1988年，同样是转业军人的32岁的王遂舟也选择了下海，去郑州亚细亚百货广场担任总经理。很快，极具商业天赋的王遂舟就把亚细亚做成了郑州的标志品牌，亚细亚的广告响遍全国。然而几年之间，这个商业天才一意孤行，四处扩张，“大雾天里纵马狂奔”，硬生生毁掉了一手创造的亚细亚奇迹。

在最后一次集团董事长会议上，王遂舟语气沉重地反思道：“这次回来，看到商场大楼，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由于我的盲目、草率、想当然，带来大批的干部、员工累死累活，而且效果不好。自己在不惑之年，才真正明白社会的复杂、人世间的残酷，搞一个企业真的太不容易，我心里非常惭愧。”

这就是“后车之鉴”。

任正非终于在痛苦中实现了思维的转变。后来，他有感而发，说：“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

这时候的任正非，还在承受双重痛苦的煎熬，没有时间去悲伤和怨艾，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赚钱，给家里人提供生活来源，用他一贯的韧性把这个家撑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几次合作之后，这个已经错过最佳创业时期的44岁中年人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日后改变中国乃至世界通信的华为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