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对国内外有关技术—环境壁垒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评述。
本书从七个方面对技术—环境壁垒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技术—环境壁垒概念的界定、技术—环境壁垒的双重性质及其影响效应、技术—环境壁垒的形成机制、技术—环境壁垒引致的遵循成本及其产生机制、技术—环境壁垒的度量工具和测度方法、技术—环境壁垒的效应分析、技术—环境壁垒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等。其中，在技术—环境壁垒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问题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环境壁垒会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环境壁垒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无论持哪种观点，学者们都主要是从实证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并没有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关系。
（2）介绍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
本书在界定技术—环境壁垒的定义、阐述技术—环境壁垒的表现形式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等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特点、内容和结构。
（3）分析了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
本书根据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结果，从总体影响、国别分布、贸易损失、引致的新增成本和遭受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
从总体影响来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出口企业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农食产品类企业、玩具家具类企业和机电仪器类企业是遭受影响位居前三位的行业；在受影响的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遭受影响的程度最为严重，而国有企业受影响的程度则最低；大中型企业受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微小型企业。
从国别分布来看，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国别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以发达国家/地区为主，尤其以欧盟、美国和日本所占比例最高。同时，中国不同行业出口企业受影响的国别分布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农食产品类企业在日本遭受的影响最为严重，机电仪器类企业、化矿金属类企业、纺织鞋帽类企业、橡塑皮革类企业在欧盟遭受的影响最为严重，玩具家具类企业、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企业在美国和欧盟遭受的影响最为严重。
从贸易损失来看，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两个贸易伙伴以及中国产品的两个最大出口市场，其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出口企业所带来的损失也最大；而且取消订单、扣留货物和销毁货物是中国出口企业在欧盟和美国所遭受的主要损失形式。
从引致的新增成本来看，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引致的新增成本不仅在不同行业的表现不同，而且在不同进口国/地区的表现也不同。进口国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引致的新增成本在机电仪器类企业的占比最高，化矿金属类企业次之，纺织鞋帽类企业的占比位居第三；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企业的占比最低；中国出口企业遭受欧盟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引致的新增成本的占比最高，美国位居第二。
从遭受的具体措施来看，认证要求、技术标准要求、工业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包装及材料要求等是中国出口企业遭受的主要措施种类。认证要求是机电仪器类企业所遭受的最主要的措施，工业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是玩具家具类企业遭受的最主要的措施，木质包装要求是化矿金属类企业遭受的最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
（4）探讨了技术—环境壁垒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传导路径。(www.xing528.com)
本书通过构造技术—环境壁垒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传导路径模型，探讨了两者之间的机理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技术—环境壁垒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遵循进口国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势必要求出口国企业支付额外的附加成本，而这些附加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从而使其国际竞争力下降；技术创新是出口国企业跨越技术—环境壁垒的必然选择，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使企业通过“创新补偿”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还能够使企业通过“先动优势”获得成本优势，同时还能够使企业通过创立国际标准获得市场控制权。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能够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其附加成本，并进而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从而能够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5）分析了技术—环境壁垒的引致成本及其价格-数量控制机制。
本书在分析技术—环境壁垒的引致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环境壁垒的价格控制机制和数量控制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环境壁垒的引致成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出口国企业遵循进口国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所引致的技术创新的转换成本、进口国与出口国在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上的差异所引致的附加成本、遵循进口国的合格评定程序与卫生检验检疫措施所引致的附加成本、环境成本内在化等等。技术—环境壁垒的价格控制机制主要表现为遵循进口国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所带来的出口国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数量控制机制则主要表现为：在短期内，遵循进口国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可能会使出口国企业的出口量下降；而在中长期内，企业的出口量则可能逐渐恢复，甚至会大幅度增加。
（6）研究了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本书通过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模型，把跨越技术—环境壁垒作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驱动力，分析了外生性的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环境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的影响；研究了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而这种激励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进口国所设置的技术—环境壁垒是否是合理的：当进口国所设置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主要反映了进口国消费需求的升级，即以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等为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标准是合理的，那么，随着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的提高，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会增强；相反，当进口国所设置的技术—环境壁垒是出于狭隘的贸易保护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标准过于苛刻或者带有歧视性，那么，由技术—环境壁垒所引致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就会消失。
（7）从系统论出发，利用演化博弈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条件下出口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行为选择。
本书利用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条件下出口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本框架，在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份额与出口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呈正向关系，出口国企业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越大，其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就越大，并最终通过技术创新跨越进口国的贸易壁垒；反之，出口国企业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越小，其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就越小，并最终可能退出进口国市场；产品的初始质量水平与进口国质量标准的差异程度对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负向关系，产品的初始质量水平与进口国质量标准的差距越小，或者产品的初始质量水平越高，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大；反之，产品的初始质量水平与进口国质量标准的差距越大，或者产品的初始质量水平越低，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小；创新成本对贸易壁垒的敏感度系数与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呈负向关系，创新成本对贸易壁垒的敏感系数越小，出口国企业的创新成本就越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就越大；反之，该敏感系数越大，出口国企业的创新成本就越大，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8）从理论上探讨了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影响效应。
本书利用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分析了技术—环境壁垒对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同以及能使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内部化程度不同的两类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影响效应。在技术—环境壁垒条件下，技术创新会对出口国企业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价格水平和利润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出口国企业能使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内部化程度的高低和出口国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与达到进口国新质量标准所需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的大小。出口国企业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价格水平和利润水平与其能使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内部化的程度呈正向关系。而与其原有技术水平与达到进口国新质量标准所需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呈反向关系。出口国企业能使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内部化的程度越高，则其所承担的遵循成本就能在更大程度上被抵消，价格竞争优势更明显，进而其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也就更高；反之亦然。出口国企业的原有技术水平与达到进口国新质量标准所需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小，为了达到进口国新的质量标准，出口国企业的遵循成本就会越小，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也就越低，进而其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受到负面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小；反之亦然。
（9）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了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书利用中国打火机企业应对CR法案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技术—环境壁垒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遵循CR法案增加了中国打火机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产品的出口价格，削弱了其价格竞争优势；同时，突破CR法案的技术创新又使打火机企业赢得了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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