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模型法，又称引力模型法，因其表述形态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似而得名。它以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数量和水平作为量化指标，运用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进口国所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行评估。
Peter Swann，Paul Temple和Mark Shurmer（1996）利用1985年至1991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英国的技术标准以及英德协调标准对英国的净出口的影响；[27]Moenius J.（2004，2006）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特定标准和双边共享标准的贸易效应；[28]Czubala等（2007）研究了欧盟标准对非洲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采用进口国的技术标准的数量作为技术标准的严格程度，并利用这些指标来评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效应。[29]
由于技术标准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和不同的产品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仅仅以技术标准的数量作为测度依据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有些学者直接采用技术标准水平，如将最大残留限量水平（Maximum Residue Level，MRL）作为衡量食品安全标准严格程度的指标。
Tsunehiro Otsuki，John S.Wilson和Mirvat Sewadeh（2001）利用重力模型研究了欧共体/欧盟提高食品中黄曲霉素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给其他国家的出口所带来的影响。他们选取了9个非洲国家和欧共体/欧盟以外的15个欧洲国家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欧共体/欧盟食品标准的提高降低了来自外部给欧共体/欧盟所造成的人类健康伤害的风险，与此同时，欧共体/欧盟食品标准的提高也导致了以欧共体/欧盟为出口目的地的非洲国家和其他非欧共体/欧盟国家的出口量大幅度下降。[30](www.xing528.com)
Paarlberg，P.L.和J.G.Lee（1998）研究了美国对进口牛肉实施严格的商品检验检疫措施的影响。他们按照潜在的疫情风险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进口商品检验检疫风险控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国对来自风险级别越高的地区的进口产品，实行的贸易限制措施越严格。[31]
Helpman，Elhanan，M.Melitz和Y.Rubinstein（2008）通过引入企业特征差异，进一步拓展了重力模型，并利用修正的重力模型来研究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贸易效应。他们认为，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量增加会导致出口国企业产生额外的附加成本，这种附加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出口国企业调整其出口规模，从而使既有贸易流量发生变化；而固定成本的增加则会使出口国企业做出是否出口的抉择，一般情况下，有效率的出口国企业会选择继续出口，相反，缺乏效率的企业可能会选择不进入国际市场或者退出进口国市场。[32]
鲍晓华、严晓杰（2014）利用1995—2008年WTO的有关TBT的通报量数据，并基于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层面的双边贸易数据和Helpman et al.两阶段重力模型，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确能够提高出口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因此，它会导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下降，同时也会使企业的出口规模缩小；另外，检验结果还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所产生的贸易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作用，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表现出明显的贸易抑制作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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