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企业创新：从单个企业到多元化发展

增加全社会的创新投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不仅要提高创新投入的数量，利用政府在财政体系上的转移支付作用，增加创新投入，降低创新企业税收，引导资金进入创新部门、行业或企业，增加对于企业研究开发的初期支持，还要改变投入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1.金融创新推动企业创新

从总体上看，发明创造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新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崛起，与美国政府的以下作为是分不开的。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在规模上早已超过了亚当·斯密所极力推崇的自由主义小政府的规模边界，但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却营造了培育新经济市场的环境。

美国历来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视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加注重企业创新与金融创新。企业就像人体中的细胞，金融体系就像人体中的血液系统，这两者的结合可使社会的经济活动像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不断地推陈出新。政府放松管制可以创建新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创新与金融创新。

在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相当多的人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理解并不准确，除了产权清晰与自主经营之外，美国自由企业制度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开业自由和退出自由。美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非常软弱的工会组织与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制度等因素，为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借助于这样的制度环境，在美国，不仅开业是自由的，退出同样也是自由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美国不仅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还导致了诸如比尔·盖茨这样的新经济创业家成批涌现，并为美国带来了新经济的繁荣。

美国的金融创新也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最早放松对银行的管制；美国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股票市场；美国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而且还有支持创新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美国不仅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而且还有非常发达的金融衍生市场；特别是美国金融业的证券化与国际化的发展，不仅导致其国内金融资产的剧增，而且也把国际资本大量地吸引到了美国。由此而形成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与先进的金融体系，为新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从沉重的军备竞争压力下解脱出来，得以重新调整国家战略，把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看作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为此制订了新的科技发展战略，将科技发展由军事向民用转移，加快科技产业化进程。在宏观上，政府力求减少原有的干预和强制作用，许多一度成为负担的社会计划被削减，从而减少了联邦财政赤字，使政府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技、教育和新兴产业中去，进一步增强美国经济的发展潜力。面对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趋势，政府积极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时，放松反托拉斯政策，允许跨国公司兼并合作，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这些积极的放松管制的做法为新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新的《电信法》，对1934年的《通讯法》作了全面修改，大大放松了对该行业的限制，这标志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更加畅通无阻。以美国为例，1998年其在基础研究上投入379亿美元，应用研究512亿美元，开发研究1 381亿美元^[9]。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出台了类似的研发政策，制定了财政激励策略，提高总体研发投资，刺激工业创新。一些国家还提供了相应的研发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为小型科技企业提供特惠性研发项目。

2.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政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提高国家知识存量与流量的积累，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

美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政府把开发人力资源的基础教研工作全力承担下来，为企业界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从而为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创造了条件。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加速发展信息教育，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这些为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做好了准备。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采取相当积极的移民政策来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以满足新经济对高科技人才不断扩大的需求。据报道，美国1999年签发的H1B签证达11.5万。其中，印度占46%，中国大陆占10%。在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科技人员中，33%以上是外国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科技人员中，50%以上是外国人^[10]。

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知识就已成为一国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的工人只要拥有发展中国家的技能也能拿到超额工资，因为他们生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场所有更多的设备和更好的技术，这些因素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他们得到超额工资。如今跨国公司的运作机制使得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也能掌握技能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发达国家，通常也只能拿到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报酬，因为非技术劳动力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便宜的地方买到。所以，只有具备高技能知识的工人才可以获得超过非技术工人的超额工资，世界财富在向高技能人才群集的国家流动。美国政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说是重视到了极点，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世界高级人才所采取的高度开放的移民政策，从而使得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级人才，而这正是美国能够始终站在当今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浪潮最前列的国家的基本原因。(www.xing528.com)

3.创新风险与知识产权保护

政府除了增强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信息交流交换之外，政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即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定^[11]，知识产权系指智力创造，包括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和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强化产权保护。根据技术创新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创新过程中可产生如下的产权：专利权^[12]、著作权^[13]、商标权^[14]、商业秘密权^[15]等。

当我们看到企业创新带来的高收益时，这些收益将会由于知识信息存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性，而在企业外部产生溢出。但是与此同时，高收益的背后是高风险，创新风险较高，成功概率较小，并且不可预知。收益可以溢出了，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高风险呢？

研发的社会回报与私人回报之间的缺口表明了公司的确无法获得其所从事的研发的全部收益（Nelson&Romer，1998）。经济计量研究也反复表明研发的社会回报率（社会因研发成功而所获的收益）通常是私人回报率的2—5倍（Jarboe&Atkinson，1998）。这样企业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对信息知识创造给予恰当的投资，因而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来对产权加以保护，否则知识要素的发明者与拥有者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人们进行知识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大幅度下降。与传统的观点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涉及过去已经存在的对于发明创造的成果的专利权保护，而且还应借助于知识入股的办法鼓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在新经济时代，知识的所有权不仅应当体现在知识的客体上，而且还应当体现在拥有知识的主体上。

然而，产权保护，如果涉及信息知识的客体，过去已经存在的发明创造的成果的专利权保护，这样会产生消极后果，抑制技术的发展（Nelson&Romer，1998），就没有人会投入信息知识的创新活动中去。由于商业化利润的推动，会导致企业行为保守以降低风险，提高利润。

因此，产权保护还应当体现在拥有信息知识的主体，未来可能存在的发明创造之成果，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借助信息知识入股的办法鼓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周其仁，1996；方竹兰，1997）。

可见，政府承担着保证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并且激励企业进行创新，避免出现企业在共享中偷懒的现象。新经济时代，企业之间、市场之中，知识的交流交换，必然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由于知识本身的特殊性，在界定、仲裁的过程中，非常复杂，因此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机构维护合理正当的知识产权权益，避免侵犯无视知识产权，或者对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

总之，由于知识信息的溢出性与外部性的内部化赋予了政府新的职能要求，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中，政府协调知识的溢出对于企业、市场的影响，保证知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一方面，政府需要推动企业创新，扩大知识信息的供给，激励企业增加知识信息的溢出；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引导企业、市场对于知识信息的有序需求，保证知识创新的溢出能够内部化与市场之中，防止搭便车现象。

在新经济中，由于交易成本相对于运输成本下降，因此出现了企业的水平集聚化与生产的垂直扩散化并存的趋势。因此，政府的职责是：在企业集聚时，促进知识溢出；在生产分散时，优化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