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知识渗透着整个经济的各个部门;传统产品的网络效应不强,标准相对统一,物质化程度较高。创新企业之间连接时,信息知识与传统产品间也同样会影响创新企业之间的连接与变迁。
1.交易成本的下降与促进整合
创新企业捆绑为创新组织的过程中,组织与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边际协调成本(或称交易成本)的大小(科斯,1937)。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协调沟通成本,IT产品的价格下降和质量改善最终会使组织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Drucker,1988;Malone and Rockart,1991),而这种结果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企业边界的变化(Malone,Yates and Benjamin,1987;Gurbaxani and Whang,1991;Clemons and Reddi,1993)。
创新的出现往往会对组织的设计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小规模手工生产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直至全球性企业组织的演变主要依赖于三种关键的协调沟通技术的出现:蒸汽船、铁路和电报(Milgrom and Robert,1992)。这些技术的出现打破了长距离协调沟通活动的时间和成本壁垒,使更大的规模经济得以实现。
互补式组织内部企业相互之间互为参数,影响各自的行为选择。既然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而信息知识的网络效应毫无疑问又能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很多人预言更多的企业将不会再进行创新,而是会将创新外包;或者只进行创新等核心业务,而把更多传统部门的生产任务外包。
然而,信息技术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也能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另外,在外购或自制的决策中,企业不仅考虑两者相关的不同交易成本,而且也充分考虑创新成本。假设所有成本都可以归入以下三个大类。
(1)外部协调成本,指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的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签约等一系列活动,包括由于交易对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交易成本(科斯,1937;威廉姆森,1975)。
(2)内部协调成本,包括企业内部因管理相互依赖的经济活动所发生的通讯、数据传输等费用(Malone and Crowston,1994)。此外,内部协调成本还包括代理成本等企业内部动机不一致引起的损失(Jensen and Meckling,1974)。
(3)生产成本,指除了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协调成本之外的所有费用,一般认为,由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外购的生产成本低于自制的生产成本。
信息技术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对企业边界的变化具有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一方面,信息技术降低了外部协调成本,从而具有鼓励企业间信息知识的交易、增加外购的效应。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与Grossman和Hart(1986)认为这种市场失灵将导致企业大型化、纵向一体化。信息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使弹性生产成为可能,这无疑降低了供货商的资产专用性;搜寻、谈判、签约成本的下降使需求企业在建立供求关系时投入的专门性投资减少,转换供货商变得更为容易;以上两点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即使信息技术无助于降低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信息技术也能使监督机会主义行为更为容易。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节约了内部协调成本,从而产生鼓励企业扩大垂直边界,将更多中间品的生产内部化。内部协调成本在于搜集信息知识,汇总于企业的决策机构,然后将决策信息知识反馈到企业的相关部门。当企业员工个人动机和企业整体利益的不一致时,代理理论方面的研究表明这种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监督或提供基于业绩的报酬激励来加以管理(Eisenhardt,1989;Jensen,1983)。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内监督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电子监控使管理者可以更好地确保员工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从事恰当的活动,业绩的统计和确认也变得更为方便和快捷。因此,相对于互补式组织而言,捆绑式组织和嵌入式组织中的内部协调活动成本将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内的应用而趋于更快地下降,尤其是具有信息知识网络效应的捆绑式组织。
最后,企业在两者产生的净效应取决于信息技术对两种不同协调成本的影响幅度。Malone等人认为,一般而言,相对于生产成本而言,外部协调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都会因为信息知识的广泛使用而下降。
信息技术的采用仍然会使外购比自制变得更有吸引力(Malone,1987;Malone and Smith,1988;Malone,Yates and Benjamin,1987)。尽管一般来说,寻找外部供货商、谈判、签约、监督等外部协调成本要高于在内部同种活动所需要的成本(Williamson,1975、1985),这是因为其内部的控制更加有力,信息知识传递更加迅速方便;而外购的生产成本低于自制的生产成本,外购有助于专业分工集中生产实现内部生产所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而且专业化分工也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相反,在自制的情况下,产业链过长,内部互补式的结构缺乏灵活性,难以及时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此外,当外部供货商专业化生产中间产品时,它们在生产信息知识上的积累和生产熟练程度的提高也使它们具有内部生产所没有的专业化优势。另外,企业内部生产缺乏市场的直接激励,没有明确的价格指导往往使生产成本的控制过于懒散。正是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外购在生产成本上优于内部生产。表6-8描述了外购和自制在协调成本和生产成本上的优劣。
表6-8 外购和自制的相对成本比较
如果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下降大于外部协调成本的下降,那么企业倾向于扩大规模。反之,如果外部协调成本的下降大于内部协调成本的下降,那么企业将倾向于缩减规模。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信息知识将鼓励企业降低纵向维度,避免互补式组织结构,将自己不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非核心生产过程外包出去。这也意味着信息知识给小规模的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企业不再是从头至尾包揽整个生产过程,只要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和优势资源,规模较小的企业同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嵌入式组织内部企业在组织变迁中,其横向规模是指企业连接的程度。当组织规模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时,组织中很难做到充分或完全利用,部分闲置资源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并沉淀。这些资源可能是高效的管理阶层、优秀的无形资产、完善的销售网络。如果上述闲置资源可以投入市场交易的话,组织也没有变迁的推动力了。
同时,这些资源也经常由于不可分割或信息知识不对称等引起的市场失效,很难交易或无法交易。此时,实行重叠性嵌入以充分利用组织资源就成了不少组织的选择。例如,集团企业的多元化策略。理性的企业总是在多元化的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找出多元化程度的合适范围。借助于优秀的信息知识管理系统,企业在进行横向兼并时,有望实现更大的协同效应。
然而,重叠性嵌入的成本也是很明显的:管理同种或同类企业的效率显然高于管理不同企业的效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组织管理、协调不同企业的能力加强,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嵌入式组织扩大横向规模,重叠性嵌入。
2.搜索成本降低与促进市场竞争(www.xing528.com)
信息知识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运用于传统产品市场,即通过一定的技术和协议将不同企业同时组织在信息知识与实物产品的市场中。一方面,信息知识的网络效应能够使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企业可以快捷地获取信息知识,不必奔波就能比较其他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信息知识。另一方面,企业获取产品信息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除了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初装费用,消费者通过电子网络查询商品信息知识的成本几乎为零。现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化实物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多种搜索产品信息知识的工具。
与传统市场相比,借助于信息知识将促成一个更富有效率、摩擦力更小的市场。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信息知识对于传统产品市场的影响。
第一,信息知识降低了价格水平。在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模型中,当所有能增进福利的交易都得以实现时,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化。为此,产品的价格应该定在边际成本处。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将使那些对产品的评价介于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顾客失去本来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交易机会。
经济学理论认为搜索成本的存在会使均衡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Hotelling,1929;Solop,1979)。如果电子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更容易了解创新企业的价格和产品要约,这些搜索成本的下降将降低同质产品和差别化产品的均衡价格(Bakos,1997)。
此外,从企业之间的连接来看,信息技术改变了成本结构,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种成本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产品的边际成本,增加了降价空间。同时,由于电子化市场需要的固定投资较少,进入壁垒相对不高,潜在竞争的存在也限制了现有企业之间索取溢价的能力(Milgrom and Roberts,1982)。
第二,价格弹性提高。价格弹性是指消费者需求对于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在有效市场中,只要存在可以替代的销售商或产品,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小幅变动应该更为敏感。如果互联网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搜索成本,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的上升。
Goolsbee(2000)使用调研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地方销售税的敏感程度。他发现经常上网的消费者对地方销售税政策高度敏感,经常上网的消费者在面临本地的高销售税率时更有可能通过网络上的交易避免支付地方销售税。这说明互联网使消费者更容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搜索总体价格(包括税收等因素)最低的商品,他们对于不同的商品价格更为敏感。这种高度的价格敏感将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同时意味着创新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的激烈化。
第三,菜单成本降低。菜单成本是指创新企业(特别是零售商)变动产品价格时所发生的成本。在传统商务模式下,菜单成本主要包括更换货架上商品的物理标签的成本(Levy,Bergen,Dutta and Venable,1997)。菜单成本对于有效市场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高菜单成本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价格刚性。零售商只会在改变价格的收益大于菜单成本时才会对价格作调整。如果菜单成本较高,销售商就不大愿意进行小幅的价格调整,因此不能对需求和供给的小幅变化作灵活的反应。
在电子化市场中,菜单成本将大大降低,更改菜单只需在中央数据库改变一下数值就可以了。经验研究表明,互联网上的菜单成本低于传统物理市场的菜单成本。Bailey(1998a)比较了电子化市场和传统市场上价格变动的频率。他发现网络上的销售商比传统销售商明显频繁地变动价格,因此可以推断在电子化市场中的菜单成本远远低于传统市场上的菜单成本。
Brynjolfsson和Smith(2000)则比较了两种商务模式下零售商进行微小价格变动(即高菜单成本下不大可能发生的价格微调)的倾向。他们发现网上零售商的最小价格变动是传统销售商最小价格变动的1/100。
综上所述,在信息知识网络效应的影响下,由于消费者搜索成本的下降,产品的价格水平趋于下降,价格弹性增加,菜单成本显著下降。充分且低成本的信息知识具有网络效应,可促进企业之间进行连接,并且随时进行调解变迁以达到新的均衡。
3.价值链的缩短及创新组织连接紧密
充裕的信息知识改变了创新组织的组织结构。创新企业作为独立的企业进行“连接”成为创新组织。信息知识的网络效应促使“连接”进行动态扩大规模,并且相互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均衡。
这一点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农业经济是简单的直接经济,工业经济是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的迂回经济。
第一阶段,在农业经济社会,交换不占据重要地位,生产与消费直接符合,以单个创新企业的形式独立进行创新;国民财富只是简单的再生产,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直接合一,这是一种低水平、没有社会化的直接经济。
第二阶段,在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产生分离,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出现分工,创新企业开始连接。财富的增长不仅来自生产环节的分工,也来自于生产和销售的分工。总之它是一种在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存在多重环节的迂回生产方式。不再是原先的直接经济,而演变为社会化的迂回经济。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迂回生产”的概念首先由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庞巴维克在其1889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提出[33]。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说亦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加以阐释。杨小凯援引威廉姆森的提法,指出有两种效率不同的信息知识联系方式:一种是“全通道网络”联系[34],类似于通过市场协调分工;另一种信息知识联系方式是“轮式网络”[35],属于嵌入式组织结构,则是内部协调分工的主要方式,即由专业管理者协调内部分工。例如,在销售领域,通过增加专业商人这一层次,变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全通道网络”为“轮式网络”,这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单层的“轮式网络”已不敷使用,必须不断添加中间层次,引入互补式组织,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和市场中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即将嵌入式组织嵌入到互补式组织之中。
第三阶段,在现在已崭露头角的新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将再次走向统一,创新企业的连接更加紧密。财富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与消费的统一过程,或直接化过程。生产更加直接快捷地贴近用户需求,由此得到的价值评价也就越高。它是高度的直接生产,是社会化的直接生产。
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这种过于迂回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简而言之,信息技术组织在变迁中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有能力协调管理更大规模的组织。因此,分层互补的重要性趋于下降;这对于互补式组织的金字塔层级结构而言,是组织扁平化的过程,属于捆绑式组织。例如,对于市场金字塔而言,是营销链不断缩短,企业与消费者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电子商务出现之前,企业无力组织和面对众多的消费者,因此需要批发商、零售商这些中间环节组成的金字塔组织来降低交易费用。电子商务出现之后,销售商和生产商管理、组织消费者的能力都得到加强,因此市场中的层次可望降低,甚至会出现大量生产商面向最终消费者直接销售的现象[36]。
因此,信息知识的网络效应通过传统产品市场,也在推动创新企业的连接及其变迁。捆绑式组织将是动态均衡,而这为实现熊彼特式创新提供了另一个变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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