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为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有关研究的统计曲线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4世纪的2000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数占世界总数的25%以上。其中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3世纪超过35%，在公元2—7世纪超过50%[5]。英国著名学者坦普尔认为：“公元前6世纪之前，世界的重要发明创造554项，其中中国占312项。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500年，世界重要的发明创造里中国占58%。”[6]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占比为6.1%，比欧美相去甚远，但与几大文明古国希腊、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等相比，在总数上略为优胜。如果考虑人口和时间基数（由于历史上人口数据不准确，疆域也不确定，很难得到准确数字），中国的成绩单不会这么好看。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
从创新类型来说，中国人的贡献包括著名的四大发明，还有不少居家用品（丝绸、茶叶、陶瓷）、农用工具和天文观察工具等。而在近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两个人类创新的大项中，中国完全缺席。中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十分黯淡（仅占1%），不仅与英、美、德以及欧洲诸国相差甚远，较其他文明古国也相形逊色。
然而，创造发明与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等同的，如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四大发明诞生在中国，而创新过程的完成与中国无缘。四大发明在西方获得大规模应用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而四大发明在其故乡却是另外一种情景，正如鲁迅所言：“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了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8]人力资本方面，公元元年至16世纪，印度人口规模大于中国（Maddison，2001），但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而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几倍于宋朝时，但是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逊于欧洲，甚至宋朝之前的年代（文贯中，2005）。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数量较多，尤其是具有相对较多的人力资本。
在资本方面，欧洲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反复实验方法，导致发现发明速增，东西方文明出现增长差异（林毅夫，1995）。而在中国，这些偶然的创新实际上是建立在小概率事件的反复经验试错的基础上的。一旦当大规模资本引入并开始机器化大生产，东西方文明变迁的差距日渐显现。
在信息知识方面，中国统一的大国沟通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较大，整个社会缺少信息共享和平等交流的氛围。对此，李约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一个官僚们决心要保护和稳定的农业社会里缺乏这种需要。”[9]国内学者也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经济上的动力”。“由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中缺乏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许多创造始终停留在胚胎状态，不能形成对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技术力量。”[10]现在类似的事例还不少。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均获得3万余项重大科技成果，而转化率仅20%—30%，其中形成规模效益的又只有5%—10%。(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在封闭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创新依赖于其国内的要素、制度等环境。在缺少资本、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等条件的情况下，创新就无法产生，只会偶然产生零星的“创新”。因此，西方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迅速获得了外生力量的推动，很快在创新方面超越了封闭中的中国（见图2-1）。
一旦创新数量增多，则创新的速度就会加快，我们发现：旧知识越多，创新就越多，经济增长也越快。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就是“新东西”的应用，“旧东西重新组合”的新应用。
图2-1 创新呈爆炸式增长：专利数量增加、速度增快、周期变短
随着我国深入改革开放，加入WTO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创新的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要素会促进创新，创新本身也是要素，可以带动更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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