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创新模式的影响

第四类研究影响创新模式的条件，把“创新”当作参与创新的规则。从经济或经营管理的组织和制度变化的角度，重点研究创新的条件环境。熊彼特提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30]。

战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循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新技术创新理论。除了利润，在知识产生过程中，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知识产生。

第一，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起始点”。戴维（1971）提出了企业规模“起始点”的理论。该理论是指一个企业要采用一种新技术至少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降低企业规模起始点是推广新技术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选择。20世纪70年代，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乃是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

第三，新技术的推广和扩散。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模仿”“守成”“模仿率”“模仿比率”和“守成比率”等概念^[31]。模仿者采用新技术的预期经济收益率、采用新技术所需投资额的多少、资本供给的难易程度、模仿比率大小，都会影响新技术推广速度，即模仿率。列文、格里列希斯于1971年提出了技术扩散的“S形增长曲线”^[32]的理论，研究新技术模仿比率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即新技术扩散曲线的形状。市场密度高、投资成本低、相对盈利率较高，是影响新技术推广与扩散的主要因素。

可见，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Andrew，1996，Filipczak，1997；O'Reilly，1989；Picken and Pinchou，1996；Schneider et al.，1996；Warner et al.，1997；Teresa M.Amabile，1997；Negroponte and Nicholas，2003）。需要有一系列创新因素共同系统地保证创新从萌芽孕育出果实。

我们把这些促进创新的因素称为“文化”^[33]。Charles A.O'reilly和Michael L.Tushman（1997）通过调研并归纳论证：所有的公司在提高创新方面都拥有共同的基础性规范：宽容（Hofstede，1980）、竞争、共享（Alan L.Forhman，1998）、可持续性（Peter Weisshuhn，1998）（如表1-1所示）。

表1-1　实现创新的“文化”

在企业创新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还积极从国家宏观层面研究创新的制度条件，因此，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34]。这源于20世纪90年代弗里曼对日本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核心内涵是实现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1987年，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指一种在公、私部门的机构的网络，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政府等组成的网络，其活动和相互作用启发、引进、改进和扩散新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使得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协调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也包括提升全社会的知识基础等重要内涵。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在不断发展，研究的重点是创新政策和创新机制等。

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模型一样，也面临问题：研究缺乏主线，因素零散杂乱，并不能清晰地描述创新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过程机制、相互转换机理。

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国家创新，创新的基础在于信息知识的共享性，而组织结构是信息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产生于企业，企业就是一种组织。当资本所推动的创新，出现了创新增长的瓶颈的时候，企业的组织结构成为促进创新的另一个主要的途径（青木昌彦，2005）。集成创新^[35]（TANG，1998；Morgan，2000）与模块创新^[36]（Clark，1989；Sanchez&Mahoney，1996；Ulrich&Eppinger，1995）就是两种不同的创新的组织结构。集成创新更重视创新过程中的各类技术资源的“融合”与交汇（野中等，1995；TANG，1998；Morgan，2000）。至少在企业层次，新产品开发和创新被越来越公认为是一个组织内的知识和技术资源集成的过程（Jassawalla、Avan、Sashittal、Hemant，1998；Keneth&Kahn，2001；Davies-Cooper，2001）。青木昌彦（2003）认为“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同样的子系统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Clark（1991，1996）以及Sanchez等人还进一步根据这类创新活动特征提出“模块化”竞争优势的概念。Sanchez和Mahoney（1996）及Ulrich，Eppinger（1995）等人的研究也都表现出，模块化的方法和思想对企业衍生经济，即企业经营模式多样化发展过程中对现存资源的分享模式有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Baldwin和Clark（1997）认为模块化的思想和实践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技术创新时代。Sturgeon（2002）用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例子来描述出现在美国的一种产业组织模式——模块化制造网络。Sturgeon（2004）认为模块化制造网络是价值链的模块化，对比分析了模块化制造网络和其他的关系型网络模式的特点和绩效。Gangnes和Assche（2004）分析了产品的模块化对生产组织的作用并研究了促使模块化和生产组织形式改变的基本要素。(www.xing528.com)

青木昌彦（1985）对功能层级、参与层级与水平层级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三种模式分别是对美、德、日三国的传统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抽象^[37]。以这三种一般模式为基础，青木昌彦对五种组织信息结构、三种企业群体的信息结构进行了分类，与传统的美国、日本、德国的组织模式相对应的信息结构分别为：功能层级制^[38]、水平层级制^[39]和参与层级制^[40]。

青木昌彦（2001）从信息结构的角度对组织模式进行了区分，探讨了不同组织模式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青木昌彦（2001）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对于创新给出了新的解释^[41]。因此，组织^[42]不仅仅指的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分工而产生了组织模式，也包括企业之间分工而产生的企业间的组织模式。

从组织的治理机制来讲，说到最根本是分析如何控制分配组织的资源，包括物质与信息资源。青木昌彦（2001）将任务单元信息关联的一般模式区分为层级分解（Hiearchical Decomposition）^[43]、信息同化（Information Assimilation）^[44]、信息包裹（Information Ecncapsulation）^[45]。其中，信息同化又分数字式和意会式信息同化两种。层级分解的组织域结构中，信息不能共享，创新缓慢；而信息同化、信息包裹的组织域结构具有声誉机制，信息共享。其中，信息包裹结构通过捆绑机制能促进创新。这三种制度变迁的模式，适用于研究创新的模式（如图1-2所示）。

图1-2　任务单元信息关联的三种一般模式

在此基础上，青木昌彦（2005）在研究制度创新过程中，将重复博弈的原域作为分析单元，而不是熊彼特集中分析的企业家。存在三种原域：经济交易域、政治与组织域、公共资源社会交易域。然后，通过博弈引入连接（组合）的概念，区分三种博弈均衡的原域连接的一般模式：嵌入（Embededness）、互补（Complementarities）、捆绑（Bundling）。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域的博弈相互连接、分离和重新连接。

青木昌彦（2005）依靠均衡分析工具，根据博弈主体的动态选择区分原域的三种不同创新主要模式和相应的变革，以此途径研究“制度的创新”。一是，重叠性嵌入式，参与人在任何时点只会选择有限的行动作为最后的实际选择（Dosi&Marengo，1994），创新主体随着技术、培训、经验等因素的变化，而增加新的选择，放弃过时的选择。二是，动态的互补性，即便有助于支持潜在制度x的初始能力是低下的，现存制度的互补性和／或其他域中的政策（参数）可能会放大政策影响，致使其趋向于制度x，并且一旦动能启动（Milgrom、Qian&Roberts，1991），制度x会逐步演变为可行的制度，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更好的状态逐步演变。三是，捆绑式连接，通过对捆绑的重新配置而实现的制度变迁，如工厂外包研发等、硅谷模式等内部化捆绑。

前两种模型提供的制度变迁过程往往具有边际性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后一种反映了熊彼特式制度变迁过程的非连续性特征。在实际的制度变迁中，所有三种模型可能会交互发生，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青木昌彦（2005）提供了一种分析“创新”的思路，把研究制度变迁的历史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方法和熊彼特的演化理论加以综合（如图1-3所示）。

图1-3　原域、原域的连接与变迁的均衡

现有的研究文献论证了不同的组织结构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创新类型；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没有指出不同创新模式之间区别的根源与机制；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导致了选择不同的组织结构模式；也没有论及两者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而本书将在青木昌彦（2005）研究“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引申开来，拓展创新的时间概念，按照“原域→原域的连接→变迁的均衡”时间维度，研究“创新”与“熊彼特式创新”这一创新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