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内部与外部动力及关键因素

创新理论源自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并不是渐进变化的，更不是持续不变的。工业化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反复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人类很早就已经认识到空间与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城邦的发展将受到狭小空间内的资源限制，因此“为了提供适当的经济基础，城邦将被迫向其邻邦宣战以得到他们的领土”。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明的崛起与空间资源禀赋拓展相关（彭慕兰，2003）。

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首先提出经济长波概念^[18]（筱原三代平，1983），但他没有给出长波存在的原因。长波理论近似于物理学上的熵定律^[19]。此后，出现了范·盖尔德伦、熊彼特的“技术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冯丹因“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所谓的“政治与心理周期长波论”等（赵涛，1987）。技术革新、发现新能源等外部冲击导致长波的形成和存在。而这期间又隐含了经济体系的惯性和技术创新的萧条触发机制（门茨，1975）。从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对长周期的分类来看，能源与动力问题是居于首要的宏观问题，从蒸汽动力到煤炭到石油，每一次能源与动力的突破都带来一次长波的开始。

但是，在土地和其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长可能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Ricardo，1817）。经济只要一旦脱离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就必然永久地处于不稳定状态萧条中（Harrod，1939；Domar，1946）。而Solow（1957）认为外生技术进步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人均产出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的水平；同时，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在缺乏技术的连续进步的情况下，人均产出的增长将最终停止，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因此，基于能源与动力突破等外生因素的增长最终不可避免将走向经济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资本与创新密切相关。创新中商业化的动力与较多的利润^[20]有关（熊彼特，1934）。因此，创新总是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一个国家为了推动创新也总是希望能够多利用外来资本来推动本国创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之所以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创新给他们带来了盈利的机会。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中商业化的动力与较多的利润以及企业家精神有关。他忽视其他类型的创新，把其他人员（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其他管理人员等）排斥在创新之外，强调企业家精神。由于创新不仅给创新者及其企业带来获利机会，而且也给其他企业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具有获利示范效应。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或超额利润，特别是中小企业（斋藤优，1986）。最主要的目的是根源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利益的要求，当把消费者需求和利益外化为利润时，对利润的追求就转化为企业经营的动力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埃弗雷特·罗杰斯，1985）。

熊彼特的企业利润说之后，在20世纪50—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动力模型：（1）技术推动论；（2）市场拉动论；（3）政府启动论；（4）企业家创新偏好驱动论；（5）社会、技术、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6）技术轨道推动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多数企业的具体创新动力绝不会是单一的或固定的动力因素结合，它们的创新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组合（李垣，1994）。由于企业作为经济实体的属性，它从事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因素在于其经济的获利性。因此，熊彼特的内部动力说比较具有说服力，也成为经典的创新动力的解释。

然而，在利润推动下，许多公司经营者倾向于采取渐进性创新模式。虽然渐进性创新没有显著利用新的科学原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产生巨大的积累性经济效果（Tushman and Anderson，1986；R.D.O'Keefe，1984），而突破性创新给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与困难，许多公司经营者倾向于采取渐进性创新模式（Rebbecca M.Henderson and Kim B.Clark，1990；Jill Keyes，2000）。(www.xing528.com)

因此，在既定空间内，不依靠非外来因素的内生式创新的动力并非利润或者模糊的企业家精神可以简单解释的。同时，利润推动的框架也不适合研究创新从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的变化。

现有创新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其研究往往是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没有外来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创新可以使得人们收入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差距变大，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很长时间^[21]。

一是，引入内生技术进步。Romer（1989）拓展了Solow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有些要素投入可以通过报酬递增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实现增长，并且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爆炸式的发散增长路径，也就是正反馈效应。例如，垄断条件下的研究与开发（Romer，1990）、竞争条件下的干中学与知识外溢（Romer，1986；Stokey，1988）、竞争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外部效应（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Uzawa，1965）、网络外部性（Ecnomides，1993；Katz and Shapiro，1985）。Aghion和Howitt（1992）进一步扩展了上述结论，强调技术上的突破性成果会导致产业发展的不连续，而这种不连续会导致“迅猛的增长”。通过技术扩散与转移，干中学等途径可以让后起国家实现技术进步与增长（林毅夫，2005）。因此，信息知识、人力资本也是推动创新的关键因素。

二是，分工产生增长的另一源泉。Adam Smith（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注意到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阐述了劳动分工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从需求方面看，市场容量决定了分工（Young Allyn，1928）。从生产方面看，分工降低了协调成本，达到规模生产（Romer，1987、1989、1990；S.Becker and Murphy，1992）。同时，知识积累反过来又促进了分工专业化（Yang Xiaokai and Jeff Borland，1991）。分工还表现为产品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Romer，1990；Gene M.Grrossman；Elhanan Helpman，1990）。

三是，制度促进增长。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观点，他们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变量。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因素，表现为技术进步、投资增加等。社会的技术和知识存量决定了产量的上限，而实际产量还要受到制度的约束^[22]。国内有很多学者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源时，也认为制度因素比技术更重要（华民、贺晟，2001）。

文献研究证明，在没有外生要素增长的情况下，内生技术进步、分工与制度三者能够提高传统要素的生产率。目前的文献并没有构建这些内生因素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是局限在利润推动的框架中讨论“创新”是不全面的，必须考虑这些内生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本书拓展了创新的空间概念，将构建“资本—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空间维度，来解构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