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与内生增长理论

为了讨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构建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两个经济学理论——金德尔伯格陷阱与内生增长理论。

金德尔伯格陷阱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E. 奈提出。他于2017年撰文指出，马歇尔计划的构建者之一、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在全球合作体系中继续搭便车。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陷入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奈指出，在国际上，小国缺少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动力。因为小国贡献太小，对于自己能否受益影响甚微，所以搭便车对它们而言更为合理。但大国能看到自己贡献的效果，也能感受到其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大国有理由带头，不然就会有全球公共物品E．不足的问题。

奈认为，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当心前车之鉴：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一个现存的大国（如美国）视一个崛起的大国（如中国）为威胁，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其二，也是特朗普更需注意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中国在国际上不是展示强大，而是示弱。¹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实际情况的话，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了相当的建设性作用，并实现了从资金供给到制度建设再到理念创新的阶段性发展。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资金，包括注资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仅如此，中国也开始在制度建设上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2014年中国又提出建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而从2016年开始，特别是以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为起点，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贡献思想和理念。从资金到制度再到理念，中国在一步步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全球公共物品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资本流动、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危机管理机制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则认为，全球公共物品包括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国际环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知识等五大类。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金德尔伯格陷阱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议，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它至少存在三方面问题需解决：其一，全球公共物品是什么？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产品才能被视为全球公共物品？其二，谁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其三，以什么方式提供或以什么方式接受此类全球性公共物品？

暂时搁置上述问题，我们再来看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而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因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二是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三是技术进步。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并由此得出当要素收益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将停止的结论。而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劳动投入过程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包含着由研发、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因此该理论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因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的结论。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导向就出现了分歧。

随着理论的发展，不少经济学家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研究，寻找内生增长的证据；另一条是根据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此，我不想用更多笔墨去介绍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模型、现代发展，以及所谓新熊彼特主义的复兴。我只是想重述，研究一国经济增长因素的传统经济学家，即使在现阶段仍然还局限在亚当·斯密所阐述的产业经济中，仍然在产业经济内寻找增长的新动力，仍然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增长的决定因素……

我不想评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对错与否，只是想指出：第一，经济的内生增长，应该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对经济内生增长因素的讨论不能总是局限在产业经济中，而应该涵盖三类经济领域，即产业经济、民生经济、城市经济。第三，我不反对传统经济学家从产业经济的资源稀缺角度去寻找内生增长的动力（比如技术等），但我们在现阶段更应该从城市经济中的资源生成角度去寻找内生增长的动力。第四，三类资源中的新生成性资源——当前主要是以基础设施软硬件投资建设乃至智能城市开发运营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之后还会有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等新兴领域经济——既是社会准公共物品，又是全球准公共物品，更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极，或者说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以国际援助这一全球公共物品为例，它与三类资源、三类经济是相互联系的，也可分为社会型、经济型和环境型三类。与各国民生经济相关联的国际援助，带有公益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型国际援助；与各国产业经济相联系的国际援助，带有商品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经济型国际援助；与各国城市经济相联系的国际援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环境型国际援助。比如国际赈灾、救济、扶贫、医疗、教育等，属国际社会公益性质，即为社会型国际援助，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机构无偿提供给国际社会的；比如三大产业的相关产品，属国际市场商品性质，是通过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和相关制度安排，按市场规则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即为经济型国际援助；再比如国家间的基础设施软硬件投资建设，具有援助性质或商业性质或二者兼有，则属环境型国际援助。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是根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多种因素来定的。

至此，我们沿着三类资源、三类经济的分类、定性及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延伸到国际援助的分类、定性与供给上来，这将有效解决金德尔伯格陷阱中何为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公共物品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的问题。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主体的新生成性资源领域，既是全球性准公共物品，又是世界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二、城市化主导的经济增长时代的来临

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上演着大国竞争、城市竞秀的宏景。城市，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丈量大国创新实力的标尺，以及解码市场与政府互动之道的窗口。我曾任市委书记、市长的广东省佛山市，就正对标着国内经济总量类似的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长沙、无锡、宁波、大连、郑州等同行者。这些城市互为坐标，努力构建一个城市创新的“样本池”，探索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参照其他大城市的有力举措，佛山市作出了诸多规划部署：第一，无锡、宁波、佛山是三座制造业大城市，应坚守实体经济，主攻智能制造，佛山尤其要加速打造“中国制造2025”。第二，参照成都、武汉、南京培育新工业集群的经验，佛山要在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第三，背靠“超级城市”广州，佛山要构建与广州相联结的同城服务。第四，佛山应参与招商竞逐，争取世界500强企业入驻。第五，佛山应开展金融创新，全力服务实体经济。第六，佛山应把城镇化发展、产业与城市融合作为城市竞争的新支点。第七，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已进入“城市群时代”，参考武汉、成都努力建设枢纽城市——加速建设重大交通枢纽的经验，佛山应建设立体交通，全力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第八，佛山应加快建设智能城市，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新服务体系，找到激发城市经济增长潜力的新“钥匙”……

从佛山市推而广之，作为中国三大经济增长极的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在全面实施城乡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产业布局、落实环境保护、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当前三大经济圈的基础设施一体化有序推进，地域间分工合作程度提升，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国家海绵城市建设、国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均在有序进行。同时，中国其他区域城市群也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新经济增长极方面不断努力，实施了许多成效显著的重大举措。

除了区域政府的努力探索，中央政府也着力推动大科学工程、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平台等基础领域投资建设。同时，互联互通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也正在形成有序的新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正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牢固的基础，并将持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城市化主导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中国来说，2013年尤其是一个拐点，那种主要依赖产业经济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开始改变，城市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并反过来逐步推动着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国家利益共同体

从世界范围看，近半个多世纪，全球人口在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是如此，其经济活动聚集在大的都市圈，大城市的经济产出更大。

从城市发展角度，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一种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有效方式。达霖·格里姆赛与默文·K. 刘易斯在《PPP革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一书中提出，PPP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领域，其具体效果包括：第一，引入竞争机制，促进了政府诚信建设；第二，缓解政府财力不足导致的资金短缺困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第三，充分发挥外商及民营企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第四，有效促进了市场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第五，促进了技术转移；第六，培养了专业人才；第七，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第八，对外商及民营企业而言，减少资本金支出，实现“小投入做大项目”；第九，利用表外融资的特点，减轻投资者的债务负担；第十，利用有限追索权的特点，合理分配风险，加强对项目收益的控制，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对比完全追索权）。

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将以“丝路驿站”为代表的产业园区（即以海港、空港、内陆无水港等核心交通节点建设为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系统解决制约东道国产业转移的软硬件短板问题）打造成支持经贸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并在这一过程中总结出卓有成效的PPC（港口公园式城市）开发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港口的开发、建设、经营。通过管理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功能的开发等，东道国区域将实现联动发展，进而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园区生态圈。PPC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流通和互联互通建设的一张新名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配套”的国际经济合作也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2016年，毕马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曾就未来五年世界性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十大趋势，即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第一，宏观风险环境已经开始转化。第二，投资竞争加剧。第三，政府将清除基础设施投资的障碍，以促进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第四，城市设施管理更加多样化。第五，技术变革加速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第六，安全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第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公私合营的发展空间。第八，各类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迅速崛起。第九，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负债投资运营时代。第十，中国和印度日益活跃，发展迅速。毕马威的报告是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观察和研判，揭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

《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也揭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二十国集团经济运行的显著亮点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这是驱动世界经济复苏并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报告指出：第一，当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供给明显不足，存在巨大缺口，而发达经济体的现有基础设施又逐步老化，各国都有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第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缺乏投资效率的时期，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推动并优化高质量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也有利于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第三，作为新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二十国集团共同关注的焦点，是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重点议题。2014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同意成立为期四年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致力于为政府、私人部门、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分享知识的平台和网络，促进各方合作，以改善基础设施市场的运行和融资状况。第四，世界银行2014年10月也宣布要建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旨在促进复杂的公私合作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同时推动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作用。第五，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领域的共同建设，并取得了务实合作成果，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第六，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预测，到2030年，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将存在10万亿至20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将带来不利影响。因此，2016年，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出倡议，号召各国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开拓极具投资潜力的发展机遇，提振全球经济，等等。可以预见，在区域或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对跨区域、跨国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的需求将日益增长，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正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将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²(www.xing528.com)

在本书第五章《区域政府竞争》中，我们分析了以基础设施软硬件投资建设乃至智能城市开发运营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邻里效应。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进入城市化发展、城镇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将各个国家凝聚为利益共同体。对于这一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各国都需要投入资源、相互协调、制定规则、有序推进，使之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四、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

1948年，拉格纳·纳克斯把贸易比作19世纪的增长引擎，借以说明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2012—2014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全球贸易年增长率不到4％，远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增速，于是，又有世界银行官员提出如何“重启”全球贸易引擎的问题。我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基本都遵循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投资驱动阶段，再到创新驱动阶段的路径。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以土地、劳动力等有形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并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因此，要在新世纪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引擎。我认为，由“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构成的现代市场体系中，发动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而非需求侧“贸易引擎”），将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企业对产业资源、政府对城市资源的配置作用。这类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包括结合了有形与无形要素的投资引擎、创新引擎和规则引擎，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构建全球投资新引擎

投资驱动型增长，既取决于供给侧产品和产业资源的配置与竞争状况，又取决于供给侧政府调配城市资源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表现。它能给各国带来资本增长，促进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深化发展，并增加岗位就业，因而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为了构建全球投资新引擎，我们应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又包括如下两方面：

首先，推动新型工业化。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它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扶持、引导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科学技术进步在应用领域的落地，能够将消耗资源、环境的旧工业改造为循环发展的新工业。各国扶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能盘活巨大的存量资产，优化、提升产业效益，拉动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扶持、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各国应在信息工业基础上发展智能工业这种增量资产，智能工业是以人脑智慧、电脑网络和物理设备为基本要素的新型工业结构，它具有绿色发展方式的增长形态。各国应着重扶持、培育企业核心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培植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和现代化服务网络。三是各国应借助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兼并收购、整合重组，不断淘汰旧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发展，将工业化推向更高水平，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是实现供给侧有效投资、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加快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日益被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各国应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将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符合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生态农业。具体而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既包括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化，又包括“农民的现代化”。各国应引导农民摆脱愚昧、落后状态，成为“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的新式农民。以组织方式而言，不管是大农场，还是小规模家庭经营，各国都应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或帮助分散农户与市场对接，实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条龙，以及购买生产资料、开展农产品储存加工运输和农产品销售的运营一条龙。此外，各国还应促进适度规模经营、适度城镇化，推进农业技术教育职业化等。总之，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生产手段先进化、生产技术科学化、经营方式产业化、农业服务社会化、产业布局区域化，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农业劳动者水平和农民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降低社会成本，繁荣各国经济。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这包括三方面：

首先，推进新型城镇化，它既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础特征的城镇化，也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各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的规划与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设施的建设，以及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交通运输的发展等，都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增长潜力。

其次，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它包括能源、交通、环保、信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促进城市综合交通建设，构筑区域便捷交通网络；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构建并完善排水防涝体系，有效解决城市内涝风险；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重塑城市水资源环境品质；健全区域公园绿地体系，共享绿色城市生活；构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统筹管线有序高效运作；加强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健全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有序优化城市能源供给，大力促进城市节能减排；提升垃圾污水设施效能，实现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能城市发展；等等。这方面的投资回旋空间大、潜力足，能有效推动各国经济增长。

再次，推进智能城市开发建设。智能城市是一个系统，也称为网络城市、数字化城市、信息城市。它由人脑智慧、电脑网络、物理设备等基本要素建构，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具体包括智能交通、智能电力、智能建筑、智能环保、智能安全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家庭等社会生活的智能化，以及智能企业、智能银行、智能商店等社会生产的智能化。智能城市系统能全面提升城市生产、生活、管理、运行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为各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加大科技项目投入。例如“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首期投入10亿美元，十年内建立4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再比如英国的“知识转移伙伴计划”，以及基于信息物理系统推动智能制造的德国工业4.0战略。这些举措能整合人才、企业、社会机构的创新资源，引领产业研发方向，促进产业提升发展。世界各国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的投入，对NBIC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等的投入，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可持续提升。

第四，提升金融配套能力。各国既需要配套政策，引领金融行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又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推进金融、科技、产业三者的融合。投资新引擎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构建全球创新新引擎

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家，乃至世界，当其进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时期，经济形式从通过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发展到通过国家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经济增长引擎从单一的市场机制发展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机制，这些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必然导致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如何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平、公正原则，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利益，如何维持或提升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以抵制保护主义，如何制定规范、应对经济新领域（例如网络领域）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现存的协调、治理全球经济秩序的公共机制或公共物品（包括思想性、物质性、组织性和制度性公共物品），就需要予以创新和完善。

第一，推进思想性公共物品即理念的创新。首先，市场应是有效市场。现代市场纵向体系是由六个子系统组成的完整体系。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市场要素与市场组织的竞争，而忽视法制监管体系的建设、市场环境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健全，这都将偏离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其次，政府应是有为政府。各国政府不仅应对可经营性资源即产业资源的配置实施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和管理，而且应对非经营性资源即社会公共物品基本托底，确保公平公正、有效提升，还应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城市资源的配置进行调节并参与竞争。再次，世界各国追求的成熟市场经济模式应是“强式有为政府＋强式有效市场”，即在市场经济大系统中，通过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通过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各国政府应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推进物质性公共物品即技术的创新。当前科技发展的最典型路径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促进基础设施现代化，用汉语即“互联网＋”。政府通过建设结合了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的智能城市，向社会提供智能化的公共交通、城管、教育、医疗、文化、商务、政务、环保、能源和治安服务，为社会经济和民生事业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绿色、和谐的发展环境。这不仅能造福民众，还将推动城市乃至国家加快工业化转轨、城市化转型和国际化提升，进而促进新兴国家的崛起。

第三，推进组织性公共物品即管理的创新。就组织管理而言，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相通之处。传统的城市建设和组织框架如“摊大饼”，即使有了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甚至五环道路，仍然还容易发生红绿灯失效、公路堵塞、交通不畅、空气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科学规划的组团式布局，这就像网络发展会重塑空间秩序、全球供应链发展能“抹掉国界”一样，组团式的城市发展架构能有效解决传统摊大饼式城市管理带来的系列问题。世界经济秩序的组织管理如城市架构一样，需要从摊大饼模式向组团式布局改革并不断创新发展，但这需要相应的新规则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形成合理布局，促进世界和谐、可持续发展。

第四，推进制度性公共物品即规则的创新。国家的建设有概念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这三位一体的规划系统作为引领，在这一框架下形成战略规划、布局定位、标准制定、政策评估、法制保障等既体系严谨又层次细分的具体方针。全球经济治理有《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的规章机制作为框架，世界各国围绕着“让全球化带来更多机遇”和“让经济增长成果普惠共享”而努力，可见规则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我们需要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相关制度性规则，促进各国财政、货币的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发展、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的一致与相互配合。只有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共商、共建、共享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全球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增长。

构建全球规则新引擎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四I”世界经济，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各国非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与各国可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与各国准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世界城市资源配置体系：它们各自遵循客观存在的规则运行。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国际规则，具体包括：

第一，国际安全秩序规则——和平、稳定。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是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基本保障。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营造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构建健康有序的经济发展环境。

第二，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公平、效率。这是世界各国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中企业竞争的基本准则。比如20国集团制定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指导原则，包括减少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和限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以降低跨境交易成本，适当减少贸易和投资的边境限制，促进更广泛的跨境协调，通过多边、诸边和双边协议最小化对第三方的歧视性措施等。再比如“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指导原则，包括强化及落实竞争法律，减少开办企业和扩大经营的行政及法律障碍，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实施高效的破产程序，减少妨碍竞争的限制性规定，减少额外的监管合规负担，并对监管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加强法治，提高司法效率，打击腐败，等等。这些无不是各国在引导、规范企业竞争时需要遵循的公平与效率规则。

第三，国际共同治理规则——合作、共赢。这是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中政府间竞争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城市资源存在着有形和无形两类要素，其中，新型城镇化，智能城市开发，对以能源、交通、环保、信息、水利等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投资，将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能带来资本扩大、就业增加、技术革新、市场深化、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受益、环境改善、国力提升等效果。由于各国城市化进程、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不一，其投资驱动增长的效果与竞争力不一。但政府间的竞争应该是合作竞争，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应该是共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竞争和共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竞争。其基本原则应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创新型、活力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体系，将促进增长方式的持续创新，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进而造福于各国，造福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