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经济学：贡献、缺陷与分析

一、凯恩斯主要经历

生长于英国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擅长数学和经济学。1902—1906年（19—23岁），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即1906—1908年，他在英国印度事务部任文职官员。1908年，他回到剑桥大学工作。1913年（30岁），凯恩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印度货币与财政》。1913—1914年，他担任过皇家印度财政和货币委员会成员。

1915年开始（32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加入英国战时财政部，后期主要负责英国对外财政关系。1919年5月（36岁），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期间，他试图阻止协约国对德国设置过高的赔款额，遭到失败后辞职。1919年，凯恩斯回到剑桥大学，后发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此后，凯恩斯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著作，其中主要的有：《概率论》（1921年），《和约的修正》（1922年），《货币改革论》（1923年），《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1924年），《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1926年），《货币论》（1930年），等等。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1930年，凯恩斯成为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31年，凯恩斯受邀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同美国经济学家讨论应对危机的措施。1932—1933年，凯恩斯持续倡导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经济增长。1934年，凯恩斯再次去美国，并面见罗斯福总统，促推罗斯福新政。1936年2月，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凯恩斯再次进入财政部，成为英国政府财政大臣顾问。1942—1944年，凯恩斯积极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皆发源于此。1946年2月，凯恩斯到美国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次会议。1946年4月，凯恩斯与世长辞。

二、凯恩斯特色经济思想

凯恩斯擅长数学和经济学，且在学界、政界均有丰富经历，这使他的经济学思考与研究别具一格。举例来说：

第一，在1919年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详尽分析了战前欧洲状况、巴黎和会谈判、《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尤其是赔款事宜，以及《和约》签订后的欧洲前景与补救措施。他认为，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将毁灭德国经济，从而导致欧洲进一步的冲突。凯恩斯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问题，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以补救《和约》带来的隐患。¹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凯恩斯深刻地预见了政府行为不符合经济逻辑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力图阻止与修正。其次，凯恩斯分析政府行为，并试图运用政府的经济手段改变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把人们（尤其在当时）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更高的水平。再次，凯恩斯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从而与传统经济理论决裂，开启了政府政策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客观分析。

第二，1924年，面对英国失业人数已达一百万的状况，凯恩斯在《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一文中提出，政府每年应支出一亿英镑来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用来投资建设住房、道路、电力能源设施等，国家的储蓄应投资于国内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国外。政府应该去做私人投资者还没有或还未能去做的事，并不断提高政府效率。²由该文可知，首先，凯恩斯进一步明确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在国内加大住房、道路、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其次，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营组织应属于私人投资和国家管理之间的半自治实体，而公共物品工程投资建设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对政府而言，重要的不是去做私人投资者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比他们好或差都不重要，而是应去做现代社会需要但还没有人去做的事。这一阶段，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已经从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引申到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解释，有所突破。

第三，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全书共分六篇二十四章。第一篇，引论，主要阐述有效需求原理。第二篇，定义与观念，主要阐述收入、储蓄、投资的定义和进一步考察的意义。第三篇，消费倾向，主要阐述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第四篇，投资诱导，主要阐述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等。第五篇，货币工资与价格，主要阐述货币工资、价格、就业函数等。第六篇，《通论》引起的几点思考，主要略论经济周期、重商主义及《通论》可能导向的社会哲学等。由这部著作可知，第一，作为剑桥大学马歇尔教授的学生的凯恩斯，此时观点鲜明地认为，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即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能够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不可能成立。第二，他认为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此，导致就业不足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第三，有效需求或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有效需求不足或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第四，为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因为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成倍增长。第五，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扩大投资，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而不是以货币政策为主。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和发行公债。同时凯恩斯又提出，投资政策要结合消费需求来互动，国家也要控制投资，以消除投资对经济造成的波动性影响。第六，凯恩斯提出，政府要想办法促进有效需求，要推进收入均等化以增加消费需求。

综上可知，首先，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这领域不是在重商主义所倾向的对外贸易中，不是在重农学派所偏向的农业生产中，也不是在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产业经济中，而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第一项中所描写的那类不能给私人投资者带来利润收益而由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中——道路、桥梁、运河、海港、房屋建筑、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其次，凯恩斯认为，政府要干预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总需求不平衡、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下。而政府干预的手段和切入点就在于上述基础设施投资。再次，政府干预的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上文所说的增加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发行公债，从而把更多的财政预算用于前述房屋、道路建设等公共工程。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凯恩斯特色经济思想已经形成。其理论与以亚当·斯密为主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一道，形成经济学体系的两侧。一侧是：以提供商品为主→形成产业经济→企业是产业经济的主体→企业共同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一侧是：以提供公共工程、公共物品为主→形成基础设施经济或城市经济→对于基础设施经济或城市经济的主体，凯恩斯含糊不清，或是政府，或是私人投资者，或是经济联合体→对主体共同遵循的规则，凯恩斯也含糊不清，或许也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则？

三、罗斯福新政

正如前面所述，凯恩斯曾多次前往美国。尤其是1934年，凯恩斯在美国面见了罗斯福总统，共同讨论、促推“罗斯福新政”。一方面，罗斯福总统十分欣赏凯恩斯的观点，另一方面，凯恩斯在美国也遭遇了经济自由放任派的敌意。

罗斯福新政即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R：复兴、救济和改革——也称三R新政。在此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当年美国胡佛政府应对危机失败，是由于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危害，使美国经济跌入谷底。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全国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罗斯福以“新政”为竞选口号，赢得了广泛支持，因此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www.xing528.com)

除了整顿银行和金融业、复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急救救济署等，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推行“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生产和消费。

“以工代赈”即联邦把向各州提供救济款物的单纯救济改为给失业者提供建设公共工程工作机会的救济形式，尤其侧重吸纳失业率偏高的、年龄在18—25岁、身强体壮的青年人，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瞭望塔等大量公共和民用工程建设。这些措施既完善了救济工作，促进失业者自力更生，又推动了全美民用工程和公共工程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项目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³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做赡家费，这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

新政期间，全美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一是以着眼长期目标的工程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二是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如民用工程方面，全国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师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行动。这些钱通过不同渠道，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罗斯福新政的措施，尤其是“以工代赈”修建的一大批公共工程和民用工程项目，比如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刺激了经济复苏，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或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积极财政政策与大力兴建公共工程设施、提供公共物品相结合，为国家干预经济或探寻经济增长新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手段。投资——主要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投资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极大，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载入美国史册。

四、凯恩斯经济学的贡献与缺陷

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经济学”更像“罗斯福新政”。其中，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7年3月7日刊登经济评论文章《特朗普政府的本质是罗斯福而非里根》称：“虽然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与里根时代类似，但实际上其政策与罗斯福的‘新政政策’更为相似。……里根在选战中，与特朗普一样提出‘恢复强大的美国’口号，最终实现了压倒性的胜利。另外，里根也提出减税和放松管制。从爱国性的口号和部分经济政策上来看，特朗普政府与里根政府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里根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除了减税和放松管制外，还包括上调利率、美元升值和紧缩财政。……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重视的不是需求，而是供给侧。通过彻底地放松管制，让企业彻底参与市场竞争。……如果与过去比较，特朗普的政策反而酷似1929年世界大恐慌后就任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政策’。新政政策目的是消除大恐慌后需求极度不足和工人失业问题，所实施的以巨额公共事业支出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正是立足于凯恩斯型需求侧的想法。……特朗普在选举期间就公开承诺进行总额1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试图强烈刺激需求侧。现在，美国虽然已经从雷曼危机中复苏，接近完全就业水平，但雇佣上仍然存在错配问题，从重视需求侧、有意向劳动者分配工作的角度看，特朗普的政策可以说恰恰是新政。……关于左右今后美国经济的利率动向，很可能会出现与罗斯福时代相似的走势。……因此，特朗普试着对汇率进行口头介入，通过纠正美元过度升值和利率过高情况，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效果。”⁴

的确，从罗斯福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均采取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经济理论均源于凯恩斯的系列论述，尤其是1924年的《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和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凯恩斯“亦学亦政”的特殊人生经历和开创性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体系的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

仍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例，普遍的看法是，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的话，那么，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宝典。该书主要论述了如下要点：第一，凯恩斯重新解释了充分就业概念，指出现实中存在自愿失业、摩擦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三类，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意味着传统就业理论的失效。第二，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指出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与总供给相均衡的社会有效需求的大小。第三，凯恩斯提出了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认为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因素主要是三大心理变量（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和货币供应量。第四，凯恩斯提出了上述三大心理变量的运行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规律。第五，凯恩斯提出了乘数理论，认为初始的投资增加可以引发诱致性投资增加，通过连锁式效应，最终可以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张，反之亦然。第六，凯恩斯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主要包括繁荣、萧条、衰退和复苏四个阶段，这是由于投资率波动引起的，而投资率的波动又主要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此外，凯恩斯还研究了物价理论、工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等。因此，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创见被誉为“凯恩斯革命”——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现，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经济概念进行了归纳和整合，使经济学的发展在20世纪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如上所说，第一，凯恩斯在“亦学亦政”的特殊经历中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不是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不是重农学派的“农业和畜牧业”，不是亚当·斯密的“商品物质生产部门”和“产业经济”，而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投资领域。第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第一主体，或者说国家在此领域干预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主体，是政府。第三，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运用的主要政策手段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于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就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商品价格形成→形成围绕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经济→始终坚持企业为自由经济的主体→主体共同遵循市场规律”的思路来推动经济增长；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则借助“国家投资公共工程和公共物品→以基础设施投入或城市经济拓展为主→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第一主体是政府→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路径，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由此，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上来说，凯恩斯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使经济学的发展跳出了商品—价格分析的限制，这是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极为成功且独树一帜的贡献。

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及相关政策的深化与推动，我们发现凯恩斯理论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在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凯恩斯并没有在本质上严格区分公共工程、公共物品与物质商品，而是有意无意又自然而然地把公共工程、公共物品装进了商品—价格分析的框架之中。第二，没有严格区分和界定基础设施、城市经济与物质生产、产业经济的不同点。其实，凯恩斯最早提出政府干预的动因是解决失业问题，促进增长，而政府干预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领域大量投资，这主要属于城市经济范畴，而这又恰恰是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重大发展、没有深入涉及的范畴。时代的局限性使亚当·斯密把基础设施、城市经济拓展只定义为公共物品，且是私人投资者不能赚取利润、需要靠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160年后的凯恩斯时代（从1776年的《国富论》到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虽然他把此类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定义在私人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半自治领域，但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不属于产业经济而属城市经济范畴。城市经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城市经济既包括产业经济（经营性），又包括民生经济（非经营性），还包括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拓展为主体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经济（准经营性）；狭义城市经济专指以基础设施投资拓展为主体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经济，它不同于产业经济，而属于一个新的经济领域，一种新的资源生成领域。把城市经济与产业经济混为一谈，会带来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系列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第三，凯恩斯没有严格区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城市经济的参与主体与产业经济的参与主体。产业经济中商品生产的主体就是企业；而城市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主体首先是政府，但同时又包含私人投资者和投资者联盟。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投资需求不足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前者是指投资利润率下降，后者是指人们保留现金的偏好。这里凯恩斯对投资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分析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显然既包含了政府，又包含了私人和联盟投资者，他们共同参与投资、共同遵循市场运作机制。因此才会有“投资利润率”的概念，即在城市经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个人、联盟三类投资者，经济运行依靠市场规则，范围主要包括公共工程和公共物品。但由于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没有区分城市经济中的政府参与／政府干预与产业经济中的企业参与，而把它们混为一谈，于是就出现了在其经济学说中政府与企业在产业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同分一杯羹的问题，这使得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与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维护者，或者说所谓市场经济的捍卫者，站出来拼命反对所谓的“政府干预”，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争论。第四，进一步说，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也没有明确市场规则是否只局限在产业经济／商品生产中，还是也包括在城市经济／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物品中，因而也没有明确作为参与主体之一的政府在公共工程、公共物品的投资中是否也应遵循市场规则。第五，更深入分析的话，政府参与城市经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投资，那么它与区域内其他政府、私人投资者、投资者联盟是否也是竞争关系？政府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在城市经济开拓中的角色到底如何区分、如何界定？这类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之后，就急急忙忙着手于研究此领域相关的政策措施与实效问题，推动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而把该理论中需要首先澄清的基础问题搁置一旁。这就导致其理论在前提假设乃至后面的分析上有含混的问题，产生了“模糊区域”，因此后人争论不休，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百出。

综上可知，第一，凯恩斯理论抛弃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自成系统，独树一帜，但又有意无意地依赖亚当·斯密的产业经济市场理论作为支撑。亚当·斯密理论支撑的要点，在《道德情操论》中是“利己心”与“同情心”有机融合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是“利己性”与“利他性”有机融合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凯恩斯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基础设施资源、城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在论述政府职能和国家角色时，其理论却又缺乏合理内核的支撑，或尚未来得及研究。第二，凯恩斯或凯恩斯学派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控方式无不体现着供给均衡、有效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经济良性发展等原则，但在理论上却忽略了，随着一国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出现了城市资源甚至是国际资源如太空资源、深海资源、极地资源等的发掘问题，国家经济增长的课题中新增了“新生资源”或“资源生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是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一对孪生儿。第三，经济理论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现实的变化。凯恩斯借用了亚当·斯密产业资源配置的理论，却又不去讨论城市资源／基础设施资源的生成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就问题论问题”“就政策论政策”的情况，此时的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就出现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药方了。我想，这应该是凯恩斯理论真正的问题所在。第四，新的资源生成、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制度建设的配套与保障。有了制度建设才能确定，作为新生资源开发和利用主体之一的政府，应该如何面对原有资源（产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该如何调控新生资源（城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配套的“制度建设”的欠缺，又成为凯恩斯理论的另一缺陷。第五，经济学理论基础受“演化范式”的规范。因此，我们应借鉴经济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借鉴历史的动态演绎过程，以经济学核心原则“资源配置”中的“资源稀缺”和“资源生成”为切入点，分析、演化出现代市场理论乃至现代经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