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亚当·斯密第三本书的主题

一、亚当·斯密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亚当·斯密的父亲是苏格兰当地的一名海关监督，母亲则是当地一名世袭土地主的女儿。斯密十四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在这个苏格兰著名的启蒙中心，斯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期间，斯密的导师、著名的人性道德行为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教授的哲学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斯密，并对斯密后来形成的道德哲学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740年，斯密以卓越的成绩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尔后到牛津大学求学。在那里，斯密通过不断的自学探索，获取了大量的古典和当代哲学知识。

1751年，斯密时年28岁，被委任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752年，斯密转入道德哲学领域，从事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1759年，斯密时年36岁，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也为其后完成的《国富论》奠定了心理行为分析的基础。

1776年，斯密时年53岁，完成了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的名著《国富论》。该著作对市场经济行为、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作出了深刻分析，使亚当·斯密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灯塔人物，并至今闪烁着光辉。

斯密在完成第二部巨著之后，花费十多年时间探索思研，曾试图撰写出第三本著作《政府与法律论》。但令人遗憾的是，1790年，时年67岁的斯密，带着一生盛誉和一点惋惜离开了人世。

根据当地当时的风俗习惯，斯密的所有文稿，包括他生平的私人物品，伴随着他的离世都被销毁一空。这使得斯密未完成的第三部著作及其核心思想，成为后人研究的一个猜想。

《亚当·斯密传》是这样描述的：亚当·斯密在对待学问以外的事情时总是心不在焉——他可能在舞会上认不出他的舞伴；沏茶时他可能会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早晨起来他在花园里散步并用力吸入新鲜空气，在一阵沉思默想之后，才发现自己穿着睡袍已经到了离家15英里¹以外的地方了。在任海关专员时他无数次受到持枪敬礼的礼遇，可能是试图回礼，他用手杖表演了一套精心操练的动作。他在陌生的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侃侃而谈。²

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的英国，正值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18世纪前期的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手工业阶段。但英国却已经走入资本主义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在国内各大城市发展起来，其特点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工场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使用简单的工具，分工作业。此情景一直延续到1760年以后发生产业革命、使用机械的大工业出现为止。当时英国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国。

综上可知，首先，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工业化进程刚刚开始，城市化进程还未启动，这是开始变革的时代。其次，其父亲是海关监督，母亲是土地主的女儿，家庭较有地位和富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亚当·斯密没有明显地去追逐财利，而是更多地沉浸在学术、学问之中。最后，亚当·斯密一生只研撰三本书，而且每本书都深入研究十几年：他28岁就已经是大学教授，36岁完成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与道德情操。此后他转而研究商品价格、供求、竞争、市场、企业行为，并出入于伦敦的商人圈，17年后的53岁完成第二部著作《国富论》。紧接着，他没有去享受《国富论》带来的赞誉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效仿他父亲，担任海关官员——海关在当时被认为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并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情况。按时间推断，斯密在海关先后工作了约14年，亲身实践并研究国家政府的职责、职能、权力与法律规则，并在67岁左右着手撰写第三本著作《政府与法律论》。遗憾的是，这第三本书未能面世，但可以推测，亚当·斯密的一生是学习的人生，思索的人生，揭示分析个人、企业、国家行为属性的人生，揭示市场和经济主体本质规律的人生。

二、亚当·斯密的第三本书内容分析

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既受到当时英国工业蓬勃发展上升的时代影响，又受到重农学派特别是魁奈、杜尔哥以及后来休谟的贸易与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更受到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哲学思想影响。哈奇森提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深深左右着亚当·斯密对社会中个人的（有益的）行为、对市场中企业的（有益的）行为，甚至后来对国家政府的（有益的）行为的探研。

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共分七部分：第一篇，论行为的合宜性；第二篇，论功劳与过失，即论奖赏与惩罚的对象；第三篇，论我们品评自己情感与行为的基础，并论义务感；第四篇，论效用对赞许感的影响；第五篇，论社会习惯与时尚对道德赞许与谴责等情感的影响；第六篇，论好品格；第七篇，论道德哲学体系。

在书中，亚当·斯密用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作为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这里，人类本性、个人行为、自我保存、利己心、内在自我、公正旁观者、自我管制、同情心、内在冲突、逐利者、看不见的手、同感、社会动物等等，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人类情感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个人的社会行为，促成利己心与同情心的有机融合，这构成了亚当·斯密人性论的基本内涵。斯密在此书中，第一次运用了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传授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的第二本书《国富论》

《国富论》共分五部分：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们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共11章）；第二篇，论资本的性质、积累和用途（共5章）；第三篇，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共4章）；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共9章）；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共3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本书主题相关性较强的第五篇：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第一节论国防开支；第二节论司法开支；第三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第一项是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第二项是青少年教育机构的开支；第三项是对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进行教育的机构的开支）；第四节论维护君主尊严的开支。第二章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第三章论公债。

《国富论》包括的主要经济思想有：第一，分工和价值理论，包括分工理论、价值理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价值及两种价值规定）、三种收入理论（工资、利润、地租）、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理论。第二，收入与分配理论，包括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第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什么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前提、社会再生产运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一个自行调整的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它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让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则行动。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³在这里，价格、供求、竞争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商品生产者／企业的社会行为，促成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有机融合，构成了自由经济的基本内涵。亚当·斯密把《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运用到了《国富论》的市场经济自行调节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再一次展现了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传授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

在《国富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前提下，亚当·斯密指出了经济自由社会里的政府职能——它主要集中在《国富论》的第五篇第一章中，涉及国防开支、司法开支、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开支（包括教育开支）等等。这里概括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其中，提供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运河和海港，被认为是资本家无利可图的工程，需要由政府去保证。⁴因此，政府起着一个“守夜人”的作用，这就是亚当·斯密在第五篇涉及并被后来人概括为“小政府”的角色。

《国富论》奠定了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他被戴上了古典经济学开创者、市场价值理论创立者等桂冠。在这一基础上，后来者弥补了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存在不足之处、价值理论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市场经济理论存在弱点等缺陷，才有了今天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概述，也一直影响着240多年后的今天。传统经济学界的人们仍然在用“小政府”“守夜人”“提供公共物品”来规约着现代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

亚当·斯密的第三本书内容分析

在1759年完成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76年完成第二本书《国富论》之后，亚当·斯密从伦敦回到了苏格兰，效仿他父亲，担任海关官员。在海关这个当时被认为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国与国利益高度集中的进出口贸易要地，他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期望能够写出关于“法律与政府的原则，以及法律与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改革”的第三本书。⁵但遗憾的是他未及写完便与世长辞，所有手稿资料也被销毁了。

那么亚当·斯密第三本书的内容会是什么呢？这又需要回到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传授的哲理中来——“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于是，《道德情操论》通过分析社会中个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勾画出人性论的基本内涵和人的道德行为特征；《国富论》通过分析市场中企业的利己性与利他性，构建了自由经济的基本内涵和企业的商业行为特征；那么，他的第三本书聚焦于“政府与法律”，是否也会通过分析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从而得出国家的基本经济职能和政府（法律）的管理行为特征呢？贯穿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看不见的手”：对于个人道德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利己心与同情心的融合，它引导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对于企业商业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融合，它引导着企业的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那么，对于政府的管理行为，亚当·斯密要揭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又是什么呢？将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与他导师传授的哲理结合起来分析，似乎亚当·斯密是在研究“行为科学”，或者是通过研究“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来揭示个人人性、企业市场和国家管理的。很可惜他的三步棋却只下完两步。

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亚当·斯密有幸完成了第三本书，他对政府职能和管理行为的分析，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的几点描述上。除了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之外，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也绝不会局限在道路、桥梁、运河、海港等四类基础设施（且它们是资本家无利可图的工程）的范畴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各类经济学理论仍然把政府的职能和管理行为局限在当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描述上。

我们可以理解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对政府职能及行为特征探研的局限性：一则，他所处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从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城市化进程几乎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的目光主要还是集中在产业、产业资源、产业革命上。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即产业部门）都创造财富一样，《国富论》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资源的认识和运用几乎微乎其微，时代的局限性使亚当·斯密把政府职能与管理行为圈定在产业经济之中。二则，既然是面对产业经济，即面对企业、商品、价格、供求与竞争，政府理所当然只是保护国家安全、公正、秩序，提供良好市场环境的“守夜人”角色，而不是其他。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在1776年完成了《国富论》之后，亚当·斯密从研究人的行为转到研究企业的行为，又转到研究国家政府的行为，而且在《国富论》完成十多年之后的1790年着手撰写《政府与法律论》。那么，亚当·斯密在完成了《国富论》后，为什么要去海关任职？难道只是为了照顾他母亲？难道是为了多赚钱谋生？从他的人生轨迹来分析，显然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亚当·斯密36岁完成了《道德情操论》，后成为英国财政大臣儿子的私人教师，获得终身俸禄。为研撰《国富论》，他出入伦敦商业圈，于53岁完成了此一巨著。之后他选择到反映国家进出口贸易状况的经济重地——海关任职，应该是开始探研国家与国际经济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府行为”。这说明他的人生选择主要与学术取向有关。那么为什么第三本书的研究长达14年之久？当然，这期间亚当·斯密也肩负其母校的相关事务，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时间在海关工作，是在探寻如何将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哲理——“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进一步运用到国家政府的管理及运行规律上来。

如果说《道德情操论》的精髓与内核是个人与社会、利己心和同情心的融合形成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国富论》的精髓与内核是企业与市场、利己性和利他性的融合形成的“看不见的手”的推动，那么，一国政府的行为属性、内在本质靠什么来牵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内在牵制力靠什么来规约？就政府属性而言，一国既有国家利益，又从属于全球利益；既有一国属性，又含国际属性；既体现局部（微观）需求，又期望整体（宏观）平衡：这内在本质、精髓和内核应该就是一国政府的国家利益与他国政府的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利益的内在矛盾运动。进一步说，一国政府为了维护或争取国家利益，除了政治、军事的手段之外，经济上还有什么手段？应如何去争取其利益？可能的途径是“维护”与“竞争”：“维护”自己的利益要靠共同规则来推动；而靠“竞争”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又应怎么做？在哪些领域竞争？我想，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第三本书碰到并试图解决的难题。但最终他还是未能解决或来不及回答这些问题，于是，就有了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和亚当·斯密市场理论的不足，即市场只有一个主体——企业，市场只存在企业供求与企业竞争。这种市场理论的缺陷一直延续至今。现代经济的许多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传统市场理论的问题——人们崇拜亚当·斯密，而亚当·斯密来不及回答、解决的问题也遗留至今。

三、亚当·斯密理论的缺陷与凯恩斯理论的崛起

亚当·斯密不愧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和市场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其理论内核的合理与不足，都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后有众多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和概念，大胆创新，推动经济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派。但依我所见，这仍然是在亚当·斯密原来确立的框架下的一种改革创新、一种集大成论，仍然只囿于产业、产业经济、产业资源来论商品、价格、供求、竞争，只囿于产业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虽然不断深化或改换角度、创新范畴来扩展其论述，但仍然把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局限一隅，即政府只是提供安全、公平和秩序以及公共物品的“守夜人”“小政府”角色。

亚当·斯密《国富论》最大的贡献是详述了产业经济中的市场属性、企业主体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产业经济中的市场属性与政府职能得以界定，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思想长青的原因！但他无法或还没有区分出产业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类型，没有细分出市场体系的完整内涵、市场的界限（或范围）以及市场的有效性，没有细致界定出政府与市场的明晰关系，等等。时代的局限性与第三本书研撰的未遂，导致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存在重大缺陷。

而凯恩斯以其“亦学亦政”的独有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完成了《〈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为应对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助推美国罗斯福新政，又于1936年完成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等。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或还未探研之处，成就了凯恩斯的成功；而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有了新发展之余，也同样陷入了其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和矛盾之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