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诉机构对判定方法的上述解释，美国铅铋钢II案专家组将利益基准归纳为“在反补贴调查的背景下，企业为获得与财政资助所提供的相同商品，所需要支付的市场价格”[5]。
SCM协定第14条构成对利益基准的示例性阐述。该条题为“根据接受者所获利益来计算补贴金额”，其中包含了四项基准，即“私人投资者的通常投资做法”（a款）、“可以实际从市场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利率”（b款）、“无政府担保的可比商业贷款利率”（c款）和“根据国内市场行情确定的适当报酬”（d款）。“SCM协定第14条中所有的比较基准，都和市场价格相关”[6]，故又被称为市场价格基准或市场基准。在日本DRAMS案（日本对来自韩国的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征收反补贴税案）中，专家组指出：
“SCM协定第14条提供了一些指导。但是，第14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情况。例如，第14条b款并未指示，在不存在‘可以实际从市场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的情况下，调查机关如何判定贷款授予了利益。”[7]
上诉机构不仅支持了日本DRAMS案专家组的上述观点[8]，并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税案中进一步明确：(https://www.xing528.com)
“当调查机关不能找到各个方面都具备可比性的商业贷款时，要求调查机关认定不存在基准，进而做出无法认定利益金额的决定，这是不合理的。”[9]
可见，无论是上诉机构对利益判定方法的澄清，还是SCM协定第14条对市场基准的示例性阐述，逻辑上都是不周延的。因此，有关利益基准的规则语焉不详，不仅仅是约文议定时分歧较大而导致的契约不完善问题，也是市场行为复杂性与法律规范抽象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囿于个案案情，WTO争端解决实践关于利益基准选择规则的发展是不均衡的[10]。关于利益基准的争议，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市场价格是唯一的利益基准吗？第二，宏观角度，怎样的市场能作为基准市场？第三，微观层面，谁的价格可以作为基准价格？厘清利益基准的选择标准，实际上就是廓清利益基准的外延边界，这必须以澄清利益的内涵为前提。限于职权范围，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没有对利益内涵进行系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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