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DI的贸易效应，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以蒙代尔（Mundell，1957）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贸易与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并建立了以H-O模型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1985年，以马库森和斯文森（Markuson and Svensson，1985）[1]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贸易与投资可以同时存在，即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并通过对要素比例的分析建立了贸易与投资互补模型。1995年，J.P.尼尔里（J.P.Neary，1995）通过建立一个3 × 2的特定要素模型，发现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同时，布鲁斯·A.布尼根（Bruce A.Blonigen，2001）利用日本对美国汽车制造业投资的实证分析得出的垂直型FDI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水平型FDI与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的结论，A.帕特瑞（A.Patrie，1994）关于FDI投资动机差异导致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不同的结论，以巴格瓦蒂和迪诺普洛斯（Bhagwati and Dinopoulos，1987）的补偿投资模型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FDI与贸易的相互关系既可能是替代的，也可能是互补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的代表性研究还有：杰弗里和皮特（Jeffrey H.Bergstrand and Peter Egger，2007）通过建立一个知识—有形资本模型对国际贸易流动、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研究；Madanmohan Ghosh 和Weimin Wang（2011）就加拿大和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进行分析；Rudrani Bhattacharya、Ila Patnaik 和Ajay Shah（2012）对出口和FDI在服务中的作用进行研究；Gabriela López Noria（2015）[2]运用1994—2004年的数据以墨西哥为例研究贸易开放度和FDI在解释产业内工资差别中的相关重要性，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于产业内工资差别不具有统计上的重要性而FDI则存在一个正向的非线性关系；等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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