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不仅肩负着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艰巨任务，而且其国内生产总值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为世界上其他正在苦苦找寻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莫大的激励和勇气，而且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和基础。所以，从中国已取得的国家政治经济地位来看，结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的期盼来看，尤其是参鉴已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固化形式无法满足后发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井喷式发展和群体性崛起的动态力量对比变化，和对改革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以满足不同国家差异化利益诉求的趋向来看，都需要中国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自身利益要求的新的全球治理格局。

首先，融合贯通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理念。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面面俱到的和谐永续的思想理念，为今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人文社会的关怀关切，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群体等利益主体实现差异化的利益协调和共同性的利益加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智力支撑。基于此，要将传统文化内含的“和谐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异质性和差异化相结合，“博采众长，以我为主”，将传统文化倡导的“和合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相融合，“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连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协调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坚持综合的“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坚持立场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议和争端，推进人道主义和多边主义。坚持公平公正和互利共赢，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立足当下，面对未来，共同应对安全、发展、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正确的方向，让“中国梦”融合“世界梦”，用“中国梦”传递中国声音和贡献中国智慧。

其次，借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平台。联合国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能够有效化解地区武装冲突、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和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护共同利益等问题上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未来中国应继续发挥在联合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的有效性和能力，以谈判方式促进达成共识。二十国集团作为非正式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和多边峰会机制，旨在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开放性的议题讨论、建设性的主题研究和实质性的问题解决，从而达到以合作共赢的方式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全球金融安全稳定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目的。二十国集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承载力，是“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40]，要精准把脉全球经济，促进全球经济联动可持续发展，“二十国集团要确定目标、指明方向、发挥领导力。我们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落实好以往成果，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采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全球两大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的生效将把大约6%的份额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弥补以往代表性不足的缺陷，不仅俄罗斯、印度、巴西进入成员国的前十位，中国份额占比也从3.996%上升到6.394%，中国跻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国际货币组织份额改革方案推行对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边缘化地位和弥补制度性权力的空场缺失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中国应继续发挥在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和全球治理平台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与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从后来者变为引领者，由参与者变为建设者，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性和发言权。

再次，重点立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周边区域。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发展要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沿线区域和国家之间在历史遭遇和发展模式上的共性化与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化，抓住合作共赢的良好契机，形成互补性优势，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集体发声和发力，提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和对国际政策的影响力。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波云诡谲的地缘政治，加强和巩固与周边国家的亲密关系，筑牢周边屏护，巩固周边关系，为区域经济和投资贸易一体化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要以互联互通和区域性融资平台为连接和抓手，加快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地区与世界整体的区域合作和地区建设，促进和提升区域内部及整体的融合力与竞争力。同时，以亚洲区域内合作为契机和动力，推动亚洲之外的投资贸易发展，推动投资自由化和合作便利化，打造区域次区域联动增长点和增长极，促进双向合作互动，多极互助联动。最后，以中国为核心和高地，以周边为重点和首要，以全球为方向和目标，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联动点，以东亚为动力支撑点，以亚太为扩展辐射点，以全球为一体汇合点的递推结构和治理体系。

最后，携手应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越出国界越来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关注，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群体之间建立起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共同应对和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挑战和困难，携手维护和营造人类安全稳定、和平和谐的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变金融危机的挑战为合作的机遇，加强中美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积极斡旋和良性互动，建立相互尊重、理解、包容和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运用新的思维和理念协调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和平竞争关系，避免陷入两败俱伤的全球化陷阱。抓住中欧合作的重要战略机遇，利用双方在文明转型和现代化治理方面的相容相通之处，进一步深入拓展合作范围和领域，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发掘与“中等强国”合作的意义和价值，为国际政治的天平添加“砝码”，合力构建与美国相均衡的“超众实力”，促进国际权力结构由垂直垄断型向扁平民主型前进和过渡。总之，“无论是全球治理的理论还是实践……中国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各领域全球治理及其改革，提出和创新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与其他国家加强协调，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各方公认的全球治理平台，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包容、开放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5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

[16]转引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www.xing528.com)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页。

[21]《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2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2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5]《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1/c_1110499681.htm

[26]梁凯音：《中国话语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困境及其对策》，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13页。

[27]韩庆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话语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第48页。

[28]习近平：《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

[2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30]参见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High_in

[3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第125页。

[32]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3]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34]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5]姜英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44-245页。

[36]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7]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474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41]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