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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步伐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实践上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开放的,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产生,交往的扩大,界限的打破,分工和交换、合作和依存使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原则。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原则,近代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和阶段。首先,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

不断拓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步伐

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不断暴露成为人们普遍不能接受的现实并孕育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和前提。封闭或没有开放的社会形态只能形成“地域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生产力和生产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统一和联合,使任何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都成为不可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尤其是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使生产和消费、政治哲学科学艺术等都由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公共产品转化为全球化和世界性的公共产品。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的母体,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抗和否定关系,相反,社会主义新的要素是在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弊端批判地继承和扬弃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在广泛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优秀思想成果,特别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克服和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创立的,开放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品质。从实践上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开放的,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产生,交往的扩大,界限的打破,分工和交换、合作和依存使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原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化发展潮流,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景目标。

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原则,近代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拒绝对外开放”到“被动对外开放”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动性和开放性与封建主义生存的僵化性和封闭性之间的矛盾摩擦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预期龃龉冲突,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侵略战争将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发展趋势的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卷入全球化潮流并逐渐沦为经济全球化的枝末和外缘。第二阶段是由“被动对外开放”到“半主动半被动对外开放”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禁锢和部分国家的外交封锁,在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之路上,我国实行了积极向苏联学习借鉴的“一边倒”政策。第三阶段是“由半主动半被动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阶段。改革开放后,我们主动适应和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借鉴和汲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审视和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功和失败,积极内化和巩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和收获,因而渐次开启和创新了与经济全球化的交流和互动模式。邓小平指出:“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8]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实质包括“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和环节,“对内搞活”为“对外开放”创造制度环境和条件,积蓄活力,“对外开放”为“对内搞活”提供经验范例和启发,集聚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作用于中国现代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第四阶段是“由全方位对外开放”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变化和中国大国崛起地位的国际支持认可,尤其是提振世界经济和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中国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首先,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封闭的历史和弱小的力量曾让我们面对开放满面愁容和忐忑不安,初步的尝试和不足的经验也曾让我们面对开放怅然若失和惴惴不安;外力的强势和力量的交错曾让我们面对开放犹豫不决和各执一词,复关的艰辛和入市的谈判也曾让我们面对开放压力重重和负任蒙劳。但是,回过头来看,没有果断的大胆开放就没有接踵而来的改头换面和日新月异,没有坚定的走向世界就没有接续而来的突飞猛进和今非昔比。改革开放,我们做对了决策,选对了道路,走对了方向。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为新时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基调,无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如何调整和变化,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都不会动摇。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把脉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着眼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加快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构建内外协同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动能衰减的新情况和结构调整的新变革,秉持经济全球化健康长久的新思想和包容普惠的新理念,适应经济全球行稳致远的新要求和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开发和培育经济全球化的新动能和新优势,调动和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和新动力,构建和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结构和新体系,仰赖和依靠新式循环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和新模式,发掘和扩展国内消费需求的新潜力和新后劲,增强科技驱动力,提升劳动创造力,调动管理创新力,增强发展的协调力,汇集和形成最大发展合力,突破国内发展瓶颈,补齐国际竞争短板,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动能的培育和创新模式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撑和方案借鉴。(www.xing528.com)

再次,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开放是能量流动、条件互补和化解资源稀缺的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优化结构、通篇统筹和升级转型的时代特征和主要抓手。新时代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有力有为的举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优化国内国际“两极结构”,发挥国内国际“两方优势”,形成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一方面,在开放观念和战略上,扩大开放领域,深化开放程度,优化开放结构,完善开放体系,升级开放资源,提升开放质量,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升级版。另一方面,在开放布局和结构上,升级和深化东部沿海开放,开启和扩大东北开放,深化和联动中部开放,开启和加快西部开放,瞄准和打造沿边开放,发掘和深挖沿江开放,构筑开放型经济的加强版。综合而言,通过东西贯通、南北联动的纵深开放,形成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优势。

最后,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支持企业在研发和生产、销售方面的国际化经营,发展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国际知名度、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为资金、技术、劳动力、商品和服务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体制性和制度性保障。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适应更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已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提升制度性权力和议题设置能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进一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39],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公平合理和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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