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济全球化陷阱：增强警惕

经济全球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双重性的困境：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性或正面效应，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政治多元和民主、文化包容和多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有利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包容性和平衡性发展。与之相对，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性或负面效应表现为经济衰退和失衡、政治专制和强权、文化一体与一元，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抽取型和失衡性趋向。消极性和消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环流中不断从地球一端的国家、地区和群体扩展延伸到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地区和群体，尤其是受相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阻力以及资本逻辑和金融资本过度逐利的驱使，一些国家或停留在非此即彼的对抗意识和冷战思维或不顾历史传统、发展道路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将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一揽子”复制移植到另一些国家地区，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不断积累和固化，导致经济社会的畸形和倒退，酿成经济全球化陷阱。

其一，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各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个区块。2019年世界银行公布了四个区块的最新动态分区标准，即201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9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996美元至389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3896 美元至12055 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056 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30]“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000 美元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很快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即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00 美元至3000 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时，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积聚和集中爆发，阻断了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供应，造成很多国家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或者陷于增长和回落的循环之中，或者长期处于增长缓慢和停滞状态，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二战以后，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晋升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而阿根廷、巴西、菲律宾等广大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国家区间，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细数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和模式的移植乱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奉为永恒的政治信条，而将反政府干预、反公有制和反社会主义作为坚定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自由化必然带来效率的最大化，私有化才能实现发展效果的最优化，市场化才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政府干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必然限制和否定个人决策的自由，因而必然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和社会管理的集权化。在对外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信仰超级大国左右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奉行和助长了资本金融化和投资投机化的风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为此，新自由主义以贸易制裁和对外援助等作为战略工具，阻塞了国家干预的渠道。拉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感召和新自由主义低息贷款的诱惑下，不顾自身发展程度和条件制约，放松政府管制和对外资的警戒，大举推进贸易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实行浮动汇率，80年代，美国大幅度提高利率的举措一时间使拉美国家陷入外债危机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货币政策和“贷款诱惑”，使一些原本“赤膊上阵”的国家推行“自杀性”经济政策并爆发债务危机，卷入外债超负荷的窘境，这些国家的失业人数激增，企业倒闭数量加大，经济社会动荡不安。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中，由于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骤降到1.8%，因而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无独有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实行效果同样是糟糕甚至是毁灭性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非洲很多国家受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和石油危机的双重影响，纷纷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不景气的经济现状和经济衰退为借口，不恰当地将其归咎于国家干预等现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他们认为非洲国家必须转而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减少政府干预，加强贸易自由化和浮动化汇率制度改革，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为此，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具有浓重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又称伯格报告），用以指导非洲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模板采取同样的改革方针，开辟和打造新自由主义的“非洲版图”。同时，以市场化、私营化、资本和贸易自由化作为非洲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改革指南，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发展的调控，提高各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效率，打开国内市场和放开进出口贸易。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最初并未获得非洲国家的普遍青睐，只是迫于经济持续恶化的压力和美国低息贷款的附加条件，而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从短期的实施效果来看，非洲国家的经济获得了暂时的恢复和稳定，但是从长期的全面影响来看，不顾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普遍利益的“模式套用”使非洲国家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甚至失去了最后一丝朦胧的希望。20世纪的最后十年，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前十年下降一半的基础上更是使其增速跌落到-0.2%的程度，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的两极分化的陷阱。(www.xing528.com)

其二，社会转型陷阱。“社会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31]。“社会转型陷阱”的实质是国家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一种“跋前疐后”和“进退维谷”的粘连和胶着状态。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在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不同时间和阶段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改革的质疑和转型的阻力，甚至如履薄冰地面临社会崩溃和发展倒退的深渊和陷阱。这些质疑、阻力甚至障碍有的源于改革和转型本身的综合性、变动性和复杂性，有的源于体制机制变动对既有“奶酪蛋糕”的重新分割，也有的源于长期滞留于旧增长动力已经衰减而新发展动能迟迟无法形成的低谷区和空档期，而使经济社会改革在推动和进展到一定层级和阶段后瞬即出现内卷化效应甚至陷入倒退化困境的状态。比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放任和利用其发达的金融资本过度流动和膨胀，利用其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收和卷走大量利润，为满足本国资本操控者的发财致富欲服务。但同时，在美国国内，金融资本的无节制扩张已经成为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传统的监管手段在基本用尽之后已经无能为力，美国经济的平衡再造急需新的一方力量的介入，从而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和发展僵局，为经济社会改革注入健康的发展动力。“社会转型陷阱”在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司空见惯，出于尽快打开改革局面，减少改革阻力、成本和风险的考虑，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实行由边缘到中心、由增量到存量的改革方案，由于原有改革力量社会地位的蜕变和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出现了绑架经济社会和使过渡状态定型化的趋势和状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都陷入弱势之中，这就需要各个国家摒弃简单的地缘政治和利益独占的对抗思维，寻求相互之间共赢的合作和价值链。尤其是要从全球利益出发，尊重每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发展阶段以及参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自主的路径选择，形成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做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包容、可持续和均衡普惠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