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多元挑战的策略

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马克思理论无论在马克思生前还是马克思逝世后，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拥护、批评和诟病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多元复杂，既有由于理论本身研究性质所决定的最敏感的利益关系而导致的诽谤和重伤，也有由于理论本身研究方法所招致的最惶恐的抵触情绪而导致的反对和阻挠；既有由于对方法论的误读而导致的扭曲和误解，也有由于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动态追踪和全景式把握而导致的批判和贬损；既有由于新实践、新问题的出现而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和补充，也有由于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而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改良和修正。这些挑战无论从力量来源还是内容构成方面都杂糅着真理和谬误，也闪现着智慧和愚钝，理清其发展理路和内在逻辑，才能主动应答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多元挑战。

首先，源于理论本身研究特质的挑战。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如无例外，自然过程和自然科学实验绝大多数是在最确实、最纯粹和最少受干扰的状态中开展的，因而也就在最纯净、最远离干扰和最少纷争的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因而也最少遇到“刀光剑影”。与之相反，“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8]。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直来直去的肯定，而且对资产阶级统治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判，他指出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结构，以及资本和“资本掠夺式积累”在按照自己的面目形塑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东方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不得不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产地、劳动力输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被动地位。最令统治阶级胆寒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唤醒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和潜藏于这个最大群体的无法估量的巨大能量。他不仅要求改变既有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益独占的分配格局，而且号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其次，源于理论研究方法本性的挑战。辩证法是贯穿于马克思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方法论工具，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品格，革命性是辩证法的动力，开放性是辩证法的特质，因而，“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9]。集批判性与革命性于一身的辩证法一针见血地揭穿和击碎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学家们所编织和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自然永恒性的完备学说和谎言，并将此社会形态存在的弊端——它的不合规律性和价值性，即它的历史暂时性昭告于天下，用普罗米修斯的救世情节和革命哲学唤醒潜藏于无产阶级自身当中的解放力量，形成对抗和解构现存统治秩序和统治逻辑的顽强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理论被当作最可怕和最可憎的现实反抗力量而遭到各种反对势力的驱赶和斥逐。(www.xing528.com)

再次，源于对理论研究方法误读的挑战。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们面对新的发展现实和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补充、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20]保罗·斯威奇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将“逻辑具体”误解为“现实具体”，以经验材料反驳和否定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并据此批判马克思关于“一般利润率”的思想论断，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斯威奇尽管不恰当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并批判了由此得出的相关结论，但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核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核心仍然进行了保留和保存，并以独到的见解和缜密的思维科学透析和深刻洞察了资产阶级社会，因而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源于对理论缺乏全景式呈现的挑战。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服务和效劳于现实的、动态的斗争需要是马克思理论的“首要原则”和“第一使命”，因此，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中往往因为新出现的棘手问题或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中断眼前的研究或暂时改变研究的计划，而当旧问题由于新情况的发展重又成为首当其冲的新问题时，马克思会再次将其纳入研究视线，并在新形势下完成未竟的任务。因此，其理论构成呈现出多条复杂的线索，对其理论的研究不仅要窥其重点，还要用全面的动态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审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1]晚年，世界历史出现了新情况，经济全球化面对新问题，为了回应和纠正部分学者对“一般原则”和“条件限定”的理解偏差和理解误区，马克思在对“道路问题”的论述时，再次区别了“一般原则”和特殊的“历史环境”，并将“西欧道路”严格限定于“西欧”。保罗·巴兰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整体链条中仅仅攫取前期的研究结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并没有沿着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路线和方向发展，马克思充满“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在今天已经宣告失效，必须根据世界体系的最新变动重新订正马克思的发展观。遗憾的是，尽管保罗·巴兰的理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他忽视错配理论的历史语境，任意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宣称马克思发展观断裂的时候，已经偷偷置换和支离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本真面目和本质内涵，因而他理解框架中的发展观其实是非马克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