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交往的动力最初源于先进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受资本逻辑的驱使征服和“改造”落后的封建化农业文明以获取廉价甚至免费的资源能源、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以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前进巩固和强化了这种不同文明和发展路径之间的不平衡。二战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体现了货币金融领域的不平衡，二战后，美国凭借其迅速崛起的经济政治实力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同时美元一跃成为世界货币，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双挂钩”为中心形成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导致了世界经济在不均衡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领域而言，依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生产体系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发达国家依靠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居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依靠丰富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及广大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则被置于金字塔的底端，这种核心—边缘的构成结构因为国际投资贸易结构而越发稳定和牢固。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分散决策会自然而然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效益的理论预期相反，国家之间和数不清的企业之间的贸易和各行其是只塞满了拥有一流技术设备和大量世界货币的发达国家的腰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洼地角色”只能使其依然囊空如洗，要赶超发达国家，彻底改变国际贸易和价值分享中的不利地位，其道路依然艰辛。长此以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公平的交换和贸易，逐渐演化为制约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就亚洲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特点而言，绝大多数国家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备成熟的货币金融体系相比，这些国家缺乏成熟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度框架内，亚洲国家和地区仍然需要借助美元的世界货币的职能，参与到全球化的投资贸易中来。于是，各个国家美元的增量和顺差对美国来说就成为减量和逆差，美元的全球性流动推动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同时，顺差和逆差之间的失衡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即“在这种全球美元环流机制中，一方面美国高负债获得了廉价的融资途径，掩盖和延缓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过多的资本供给也压低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了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个脆弱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49]。这种失衡由于流动性的泛滥和外溢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和“全球性流动泛滥”造成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分扩充和过度膨胀，实虚之间不可逆转的扭曲脱离激起了经济泡沫，酿成了经济危机。就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和“全球性流动泛滥”造成实体经济超越虚拟经济的信用不良和投资过热，由于滞留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削减”和“创新比较优势的形成”的过渡期和空档期，大量“溢出资本”偏畸地流入“产能饱和”领域和部门，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在新自由主义金融中心化和世界金融市场资本的流动性和过度逐利性与亚洲外向型经济不成熟的市场机制、不合理的外债结构、严重的对外依赖，加之信用扩张和“无锚货币”的直接原因导致的。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的误导和“致命漏洞”以及金融创新过度滥用而使房地产、金融和保险服务业等虚拟经济及制造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实体经济不可逆转地脱离失衡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以破坏性和摧毁性的后果向人们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均衡和不可持续，同时也警示各个国家要对金融发展、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采取预先性的评估、预警和防控、防治。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50]。亚投行是一个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建设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亚洲区域政府间多边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8月，亚投行57 个正式成员中，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柬埔寨、文莱、印度尼西亚、科威特等34 个亚洲国家，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挪威等18个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2个大洋洲国家和巴西、埃及、南非等1 个南美洲国家和2 个非洲国家，从其成员的构成来看，能够促进欧亚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会晤合作，搭建桥梁纽带，推动均衡发展。更重要的是，从亚投行的作用意义来看，针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资源落后和不足的现状，亚投行吸收亚洲地区国家的过高储蓄，探索建设普惠式投融资平台，动员更多的资金和力量，让基础设施资源分配得更加公平化和合理化，使经济发展更加普惠化和均衡化。

此外，“一带一路”还从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和重大关切入手，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议题。可持续发展包括：“器物层面，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制度层面，国际和国内制度的可持续；精神层面，生产和生活理念的可持续，代际可持续。一句话，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可持续思维的三位一体，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时代内涵。”^[51]“一带一路”着力于消除贫困和失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通过兼顾和倾斜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带一路”将中国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建设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主张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一带一路”努力实现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优质教育、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成为全球范围内公开包容、均衡普惠发展模式的典范。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6]徐希燕等：《“一带一路”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7]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8]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第7页。

[9]秦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0]Benjamin K.Sovacool and Ann Florini：“Examining the Complications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in Journal of Energy＆Nature Resources Law，Vol.30，No.3（Aug 2012）：235.

[11]姜英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40页。

[12]迟福林：《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13]胡荣涛：《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分析》，载《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第5页。

[14]参见姜英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75-187页。

[15]参见姜英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88-203页。

[16]参见龚雯、田俊荣、王珂：《新丝路：通向共同繁荣》，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30日。

[17]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79页。

[18]王义桅：《“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探析》，载《探索》，2016年第2期，第47页。

[19]习近平：《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载《俄罗斯报》，2015年5月7日。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1]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22]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23]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24]王义桅：《“一带一路”的文明解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4页。(www.xing528.com)

[25]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6]葛剑雄、胡鞍钢、林毅夫等：《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28]〔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9]刘伟、郭濂：《“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区域互惠共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

[32]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第15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页。

[35]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10页。

[36]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3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1-452页。

[38]冯仲平：《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7期，第4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6页。

[40]姜英华：《论中国经济空间优化的新常态》，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2 期，第37页。

[41]姜英华：《论中国经济空间优化的新常态》，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2 期，第37页。

[42]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43]徐希燕等：《“一带一路”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页。

[45]徐希燕等：《“一带一路”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46]《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47]陈伟光、王燕：《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6期，第94页。

[48]习近平：《同舟共济 创造美好未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7/c_1123728402.htm

[49]胡伟：《“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50]《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51]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