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全球化的增长策略

经济全球化诞生以来，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国的经济不仅受到本国生产环境和条件的决定，更受到国际经济总体走势和状态的影响。各个国家经济状态的紧密联系和交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经济生态环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阻碍抑或引擎。经济发展这种外在的关联性和依赖性越来越表现为经济的“外向型”，即单个国家、地区和群体的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经济发展总体态势的影响，并接受单个原子对它的反作用力。因此，尽管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划分尚有歧义，但是关于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的事实和客观影响确达成了普遍共识，这种共识在新近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印证。对中国而言，如果说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到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持了超高速和高速增长主要源于改革的制度红利、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红利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逐渐认同。那么，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增长迎来的速度换挡主要由于生产要素低成本红利的消减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所掀起的新一轮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争议和否定。特别是金融危机所造成和加剧的全球资本、贸易和投资的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国内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多重阻碍和压力。基于经济全球化主流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方式已经退场的研判，可以得出，无论是中国经济内部还是世界经济都面临着伴随转型而来的动力机制的重新找寻，“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国际国内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

不可否认，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催逼中国进行适应性变革，“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国内外双重条件约束下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空间创新和结构创新，以此变革和创新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模式。制度在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能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议程达成共同的企划和愿景，整合国家、地区、组织机构之间的措施和行动步调，从而减少部门制度之间的冲突和交易成本，提升和壮大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一带一路”倡议借助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渠道围绕发展企划和共识，通过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和搭建宏观政策交流平台，深化利益融合和促进政治互信，为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推动务实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以政策沟通为前提，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形成区域共同发展目标和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兼顾各个区域、国家和群体之间差异化的时空环境和多样性的利益诉求，通过借助有效顺畅的表达方法和高效畅通的沟通机制，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加大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总和，在明确明晰“自下而上的制度需求”和做足做好“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畅通的利益沟通的基础上，加强科技合作和技术创新，合力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和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带一路”周边和沿线国家与中国在发展的条件和需求方面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双方在科技交汇和创新互补方面合作前景广泛。目前，中国已经和近50 个国家达成了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关系，并启动了包括中国—东盟、中国—阿拉伯和中国—南亚等一系列科技伙伴关系。而且，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未来走向，科技创新合作将发挥双方适应科技的引领作用，成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化解信息化、自动化带来的就业冲击和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挑战的强有力抓手。借由此，中国将与周边、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突破经济全球化和本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以科技创新发现和挖掘双方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借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东风，标本兼治，助推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与传统经济全球化开启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和落后依附于先进的不平衡格局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向相对平衡要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动力的新格局。就中国国内而言，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在现有的地理空间和资源禀赋基础上进行谋篇布局，中西部地区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与东部地区在地理区位和市场环境方面的发展差距。“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发展理念和思路，从反向出发，变“西部开发”为“西部开放”，从发展布局上将中西部内陆型城市地区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型城市地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地理区位特质出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区域和增长点，将原来的单一增长极变为多元的增长动力中心，协同发力，弥合东中西区域发展差距，为全国经济的均衡、和谐、共享发展奠定条件。就国际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传统经济全球化中心—边缘、核心—外围的东西方经济发展格局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改观，多个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改变着已有的不均衡模式，全球经济的经济空间正在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一带一路”倡议考虑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基于但不限于周边和沿线国家，包含和容纳任何有共同发展意愿和共识的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为原点，有利于形成大跨度和宽领域的均衡发展形势。在制度、技术和空间创新的基础上，“一带一路”还着力于供给—需求的结构创新，“超拔危机转嫁的旧模式，依靠扩大内需来优化商品供求空间。这一优化路径源于市场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的消费模式已经由排浪式、模仿型逐渐过渡到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阶段的研判。创新技术化解产能过剩、创新生产激活消费需求、创新供给释放消费潜力，是工作的重中之重”^[40]。为此，通过统筹兼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高人们的生存生活条件和改善投资贸易环境，通过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带动新投资、新需求和新消费，延展和扩充商品的供需空间。“培育和发展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工具，开发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大规模、宽领域、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体系，创造信息生产力，提高市场效率，促进市场更生，搭建商品供给和消费需求的新平台。”^[41]由此告别了“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42]的简单二元选择，从根源上变革全球经济治理环境。(www.xing528.com)

总之，“一带一路”以经济新常态为背景，针对全球经济增长衰退和经济复苏缓慢的事实，从制度、技术、空间和结构等维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了借贷型经济刺激和经济增长的失衡现状，创新了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