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过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当代复兴和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其提出具有深刻的背景，并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过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作《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演讲中，用山间驼铃、大漠孤烟带人们重温“古丝绸之路”和体悟中哈悠久绵长的深厚友谊，指出在新的历史节点和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要搭建更加广阔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要打造更加亲密无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要加强更加深入的务实合作关系，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由此，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被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事访问期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为双方人民谋更大福祉为出发点的前提下，以命运共同体为题，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3]至此，“一带一路”倡议被完整提出和表述。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重要举措。”^[4]习近平将“一带一路”形象地比喻成大鹏的两只翅膀，并对国际社会做出一定会办好的庄严承诺。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以“桥”为喻，倡导建立中欧两种力量之间“和平稳定”与“和平发展”的桥梁，建立两大经济体之间“自由开放”与“繁荣增长”的桥梁，建立两大改革体之间“改革进步”与“合作共赢”的桥梁，建立两大文明之间“和而不同”与“共生共荣”的桥梁，发挥双引擎作用，促进中欧合作与丝绸之路建设。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从区位空间、历史经纬、现实考量和未来展望出发，提出深入合作，共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以中阿历史友谊和合作现实出发，以“弘扬丝路精神”为支点，以“深化中阿合作”为目标，倡议中阿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独立自主、各行其“道”，合作共赢、相得益彰，和平对话、和衷共济，共建“一带一路”。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5]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需要，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提供包容性的发展平台，中国将秉持近睦远交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获得了周边国家更多的认同、亲近和支持。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了APEC 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这表明借助APEC北京会议，“一带一路”的蓝图规划和实施条件已经成熟。

2015年3月25日至28日，习近平分别与亚美尼亚、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奥地利和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就落实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项目、产业、产能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搭建了合作平台，提供了政策支持。

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包括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和共创美好未来八部分内容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的正式发布，表明“一带一路”由倡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上发表演讲，讲话提出以“古丝绸之路”和“中巴传统友谊”为前提，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抓手，开启中巴“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征程。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 周年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倡导继续推进南北合作、不断拓展南南合作、持续加深亚非合作，以更加广阔的合作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5月14日，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中印要找准利益契合点和加强交流沟通，并就发展亲密伙伴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双方均表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区域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意义。

2015年6月至7月，习近平先后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分别就双方关心的物流、货运、金融、教育、安全、卫生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进行磋谈和对接，使“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世界经济融合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良好愿望下稳步推进。

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出访“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东三国（伊朗、沙特和伊朗），与三国签订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演讲。习近平表示，以交流促互鉴，以行动促友谊；以和平促对话，以稳定促发展；以创新调结构，以合作促繁荣。加强战略合作、加快产能对接、加深黏度合作，扩大和推动“一带一路”朋友圈建设。

2016年3月底至6月，习近平分别访问了捷克、塞尔维亚和波兰，中国与捷克同意加强“一带一路”发展的政策对接，双方签订了累计60 亿美元涵盖传统制造业和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合同。在塞尔维亚和波兰，习近平分别考察了中塞产能合作、“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等，总结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成果，提出了下阶段的发展思路，宣示了推动“一带一路”更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16年10月中旬，习近平对柬埔寨和孟加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斯里兰卡、尼泊尔和缅甸等国领导人就“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双边会晤，其间，就“一带一路”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2016年11月，习近平出席APEC利马峰会并访问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三国，习近平提出，欢迎各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拉美之行调动了各方参与“一带一路”的极大热情，开启了构建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做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发言，讲话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纬、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挑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并提出将“一带一路”作为化解经济全球化困境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解决方案。

此外，李克强也在与领导人会面、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要求和建议。

从2013年9月截至目前，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可行性对策和方案。

（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深刻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首先，国际背景。

就国际经济形势而言，其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各国主要经济体受低需求、低通胀和高失业、高债务等长期困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明显放缓，而且一直徘徊在最低水平的边缘，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下行风险加大，复苏乏力，急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缓慢复苏、结构性改革和停滞徘徊状态，改革阻力重重。巴西、印度和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相对平稳，但仍有下滑。新工业革命和新技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拉动作用不明显。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的换挡调整期，短期刺激效果有限，结构改革有待加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依然保持高于世界经济三倍的速度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高达30%，“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激活中国、周边和其他国家等多个增长极，为化解经济危机和助推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由于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全球贸易活动也处于低迷状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贸易量和贸易增长额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都形成强烈反差。面对贸易的不振、萎缩和消减，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和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增长的停滞不仅无助于国际贸易的提振，反而有所拖累。与此同时，反倾销、反补贴等保障性措施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绿色壁垒、知识性壁垒、技术性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限制和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2013年，中国作为全球贸易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成为最大商品贸易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与周边、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和多边贸易，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而且能够构建自由、公平的贸易投资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增速回升和整体复苏。(www.xing528.com)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与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全球贸易的低速增长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却呈现出“这边风景独好”的繁荣景象。自20世纪9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局限和世界多边贸易谈判的受挫，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化解全球贸易困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极重要力量，因其地理区位毗邻、社会心理相近、文化历史渊源深厚和生产力发展互补等诸多便利和优势，能够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目前，全球区域性经济组织已经达到100 多个，在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波动中，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抵御金融风暴和保障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中国与周边、沿线国家之间经济、地理、文化和社会心理优势，能够减少发展成本，缩小地区差异，保护能源环境，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其四，丝绸之路竞争激烈。为了应对经济局势变化，各大国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合作规划，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如2011年美国为巩固阿富汗反恐成效和疏解民众的厌战情绪，制订了将中亚、南亚纳入其中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商品贸易和人员服务流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从而实现美国的广泛战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为推进经济、政治、军事和能源一体化，建立了以实现交通、服务、商品、人员和新兴技术的自由流动为目标，包括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六国的“超国家经济联盟”，以扩大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此外，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倡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欧盟的“中亚伙伴关系”和印度的“西进战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高潮。基于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顺利推进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方案对接，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和提升区域经济影响力。

表5-1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发展战略或政策一览

续表5-1

资料来源：邹磊《“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就全球政治形势而言，其一，世界力量对比多元分化。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凭借其先发优势抢占了先机，广大落后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十分有限。二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大国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发展中国家的锐意创新，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后起之秀，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和影响逐渐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再次加快了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实力大不如以前，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明显下降，在区域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减弱。相反，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为代表的“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赶超，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了30%以上，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的演变。伴随世界力量多元分化的转型和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体系也应该适度做出调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开放、包容的原则，凡有意参与这一合作组织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都可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无论是中国主导创建亚投行，还是欧洲国家有意加入亚投行，都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表征”。^[6]

其二，地缘政治环境脆弱复杂。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彼此联系越发广泛，互动越发紧密，互相依存度越发提高，在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考量下，和平和发展的势头逐渐加强。在亚太地区，交往程度的加深和利益关联的加强保持了地区内部和国家之间整体的稳定和和平，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使各个国家的利益关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分歧相对减少、差异彼此尊重、合作相互谅解、利益深度关联、命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同时，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依然脆弱复杂，一方面，国家之间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依然存在较大矛盾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弥合，可能成为影响地区和平发展的隐患。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真正的信任机制有待建立。中国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已经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中国继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成为人民共同的希望和期盼。“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应对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回应人民的普遍期盼的积极作为，“一带一路”将强化国家间的利益共鸣，减少意见分歧，推动和平发展和安定团结的新秩序的建立。

其三，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涌现。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积极作为，如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峰会以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等，密切了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提升了国家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同时，美国在规则制定领域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在国家安全领域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影响中国和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重大因素。“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积极作为和应对区域合作机制创新所做的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将在巩固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政策对接和优势互补，从而创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新模式。

其四，世界安全局势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后两极分化的鸿沟难以弥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家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难以根除，地区之间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时常再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叠加，新的经贸摩擦和利益冲突面临考验。东亚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家安全和地区发展面临阻碍。因之，“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渴望安定和谐的人民意愿，为化解矛盾冲突和抵制打压冲击提供解决方法，为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稳定提供全面保障。

就全球文化形势而言，其一，世界文化呈现多元与依存趋势。文化作为社会经济实践的反映，其孕生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互一致的。不仅有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也有艺术文化和宗教文化，还有生态文化和社会文化，不同样态的文化之间形成“和而不同”和“相辅相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文化也或慢或快地发生改变，表现在一国之内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表现在全球范围有多样文化和一体文化。就文化区域特质而言，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文化影响力而言，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等等。在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不同文化共生共存，相互交融和渗透。“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其提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其倡导和展现的传统儒家文化和优秀现代文化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而且能够增强周边和沿线国家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能够营造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促进各种文化百花齐放，协同发展。

其二，全球文化呈现交流和冲突趋势。文化交流同时也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流向另一个群体，并被融合进后者自身文化的过程和结果”^[7]，文化传播为文化保存、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灵感。文化主权与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一样，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分化格局中，一些国家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形成强势文化，从而对落后国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吸引和同化，本土文化所承载的稳定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强行重塑，异质性的文化之间必然产生摩擦和冲突。同时，一些国家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演变”目的，实行文化霸权主义，这些国家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大众传媒工具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影响和控制他国的目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异质性的文化交流搭建了高水平的平台，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创新和融合，从而保护了各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话语权。

其三，区域文化呈现互补与合作趋势。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区域文化合作由于相近的地缘环境和相似的文化习惯，在消除隔阂和达成共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区域文化合作容易在沟通和交流中求同存异，从而消除利益认知冲突和发展道路歧义，也能够通过文化论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找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道路和不同价值理念形式之间的利益交集，加强认同与合作，减少矛盾与冲突。近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化与制造业、信息产业、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具有强关联性，将文化元素融入产业发展，不仅能够减少生产成本，保护环境，而且能够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业链价值。借助内容广泛的活动和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区域文化合作呈现出良好而强劲的发展势头。“一带一路”利用文化的感召力，能够增强区域异质性文化之间的互补与合作，从而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助力。

其四，民族文化呈现自觉与效益趋势。“‘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文化发展和转型问题。文化自觉就是在文化发展转型中通过文化自身的自我省察和反思增强自我认知能力，包括文化的来历、特质和优点、缺点。同时通过相异文化的对比和对话，“博采众长，以我为主”，捍卫文化主权。“一带一路”倡议保护多样的文化生态系统，挖掘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坚持内涵式的文化发展道路，创造高附加值的文化经济产业，从而实现和提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

就全球能源形势而言，其一，世界能源格局调整。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制约因素，能源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和一定时期内存量更新的有限性之间的不对称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俱来的矛盾。资源能源地理空间的分配不均与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源能源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地区对资源能源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使资源能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的对象。目前，全世界的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和变革，美国致密油、页岩气等大规模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和革命，不仅使美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地，而且先进的技术和不可比拟的开发能力使美国有望成为超越沙特的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致密油的开发也使俄罗斯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亚、北非、东非和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油气产量的增加也使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后起之秀，与之相比，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与能源供应格局的变化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经济复苏缓慢，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有所下降。而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由于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世界能源结构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之后，现在正走向多元化时代，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均被广泛地利用”^[9]，促进了能源的多样化，减少了对单一能源的依赖。“一带一路”倡议以能源开发为抓手和着力点，不仅可以突破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的瓶颈，拓展发展空间，而且能够维护地区稳定，减少风险。

其二，区域能源竞争激烈。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新能源的开发降低了美国对中东油气产区的依赖，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步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自中东的石油进口减少了16%左右，同时，美国加紧对东亚地区事务的介入和干涉，掀起相关国家与中国的领土海洋争议，破坏了资源能源合作开发格局。资源能源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凸显不仅由于稀缺，更是因为日本要通过资源能源的争夺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中抢占上风，并且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进行挤压。同时，印度也成为亚太地区资源能源的消耗大国，区域能源的激烈竞争也使中国必须主动出击，积极作为。2013年，中俄就能源合作达成共识并形成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和中东地区的油气贸易扩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奠定了一定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将减少中国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提高社会安全和稳定指数，同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与合作，能够带动沿线铁路、公路、桥梁、船舶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开发能力和效率，从而有利于建设区域能源市场，满足地区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

其三，全球能源治理变化。全球能源治理是指：“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规则以防止与能源相关的问题超越一定范围而扩散成国际性危机。”^[10]全球能源治理区别于以往强调冲突和斗争的零和博弈，而将能源视为普通元素纳入全球化商品之中，尽管国家地区之间的能源竞争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之间的关联和依赖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与之相适应，要求构建新的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周边、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能够提高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等的开放利用，为中国和亚太地区能源安全、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其次，国内背景。

其一，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助力中国经济步入增长的快车道，从1979 至2011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均增速高达10%，是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3 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优越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发展低谷，2012—2016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75%、7.69%、7.4%、6.9%和6.7%，依然高居全球经济增速排行榜前列。与之相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50.2 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34367.3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4.8 倍，高于历史上和同时期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和对世界经济贡献的跨越式增长。2010年，中国以超出日本4044 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已经超过美国。除此之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贸易成为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2014年中国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了1960290.3 百万美元、2342746.55 百万美元和4303036.85 百万美元的历史新高”^[11]，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增长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不可或缺的助力和重要源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最艰难的时刻，中国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调控措施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震荡，释放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对外开放的强大政策支撑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容量，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创造了契机。

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稳定向好的保障下，作为实体经济核心的制造业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以10 万亿美元的总量占世界19.8%的比重（超过美国同时期的19.4%）撼动了美国1895年以来100 多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2013年，在全球500 多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占世界第一，水泥、电解铝、粗钢、船舶等产品产量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制造业增加值的世界占比达到了20.8%。在加快国内结构调整和精准对接国际标准的双重考量下，中国制订了新一轮的工业现代化的升级计划，保存原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利用工业革命4.0 的机遇，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现代产业的创新发展，致力于建设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不断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机械、材料以及现代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高新技术成果，并将这些先进制造技术综合应用于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管理的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生产，即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和市场效果”^[12]。先进制造业符合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切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是“十三五”规划和未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指南。

今天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甚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截然不同，经济增速的保持、经济总量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力都已经今非昔比。综合国力的增强，必然伴随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一级重要力量。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中国以大国的形象和姿态广泛地参与到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事务中发挥重要积极的作用。从朝鲜、伊拉克和叙利亚等热点问题解决的推动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孟中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一如既往地秉持和平发展的宗旨，积极发挥大国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顺利进行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强大的综合国力是其战略提出的基础和保障，反过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行也将带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为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奠定更加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

其二，产业结构升级，资本产能过剩。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分布中，掌握研发、设计和材料、采购的上游企业与负责品牌、金融和物流、渠道的下游企业由于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优势在利润分享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以加工、组装和制造、生产见长的企业由于资源能源密集和人力资源红利在全球利润分享中处于不利位置。而且发达经济体由于资本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往往将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扣除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和能源环境的代价，在整个利润的分配中，最后获得的更是少之又少。“一带一路”倡议以周边和全球为平台，有利于提升产业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基于贸易、资本和投资的发展和融合趋势，贸易形态突破向两端延伸的传统化的微笑曲线模型，构建技术、管理、研发、专利、营销等集稀缺要素和贸易营销为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式、横纵交叉、上下联通的全球价值链。

同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支撑市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减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培训成本的上升，增加了劳动力工资，使劳动力的廉价优势难以为继。土地资源的流失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使土地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经济发展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规模性发展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水平整体的提升，也宣告了以牺牲资源环境和身心健康为代价的粗放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新时期。上述部分改革红利的消减，加之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总之，结构性的矛盾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困境。资本过剩是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规模都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累计对外投资规模达到了1350 亿美元，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本输出国。但是与同时期的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其GDP 国内占比和投资规模都相对较小，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后，对外投资的资本回报率降低，造成大部分资本回流。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一起，显现出结构性过剩特征——一些行业和企业资金过量，而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却出现短缺。与资本过剩一样，产能过剩也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升级的最大障碍。一般意义的产能过剩是指“某些行业或企业，按既定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能力提供的产品供给量，超出了市场对该行业或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从而形成闲置（过剩）的生产能力的现象”^[13]。如，2013年，水泥、电解铝、造船和粗钢等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离81%～82%的国际标准利用率低10%以上。“一带一路”倡议每年用于铁路、公路、电力和港口等产业和项目的投资，不仅能够有效协调资金用于急需的部门、企业和产业，而且能够增加过剩产能的有效吸收和需求，促进本国和亚洲地区经济结构的稳定和优化发展。

其三，调整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海洋开放型经济，海洋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雄厚的资本存量和强悍的军事力量，使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之间形成了先发与后进、主导与被动的不均衡格局。从全球分工看，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在全球舞台上整合资源、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高端引领和发展中国家初级要素的低端嵌入，使得在价值分配和发展格局上，发达国家始终占据自主创新的效益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陷于跟随模仿的规模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发展与落后、整合与被整合的不均衡格局。从国内情况看，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先进带动落后”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到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前，中国率先设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试点形成了由沿海向内陆递推的开放格局。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到2001年，内地省份也渐次开放，贸易规则开始与世界对接。从2001年截至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沿江沿边地带到内陆城市，形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带面、由面连片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同时，仍然具有开放和发展程度的区域不平衡等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关联和深度融合的事实出发，从踊跃加入、主动适应和积极引导的目标出发，构建了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从规模上讲，发挥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西北、东北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开展陆海联运合作和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运用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周边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和运输通道的便利条件，加快边境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建设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发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经济实力强和开放程度高的枢纽优势，形成参与、引领国际合作新优势的创新型开放经济体制。利用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和内陆地区东西通道和通关合作的协调机制作用，形成加工贸易和沿线产业合作的新模式。由此，“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传统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方式，形成了全面开放、内外互补和东中西联动的多头并进的新改革方式。从领域上看，加强政府间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交流和对接，为务实合作和大型项目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实现政策沟通，尊重沿线国家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加强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对接和建设规划，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消除投资贸易壁垒和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拓宽贸易投资领域和优化贸易投资结构，挖掘贸易增长点和推动新兴产业合作，实现贸易畅通。深化金融合作和加强金融监管，发挥征信管理服务和丝路基金作用，实现资金融通。最后，传承丝路精神和开展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整合现有资源和发挥政党议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民心相通。从层次上看，维持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培育和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升级版开放新模式。

其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瓶颈”后，迅速由起步阶段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在经济快速腾飞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日趋扩大、腐败堕落日益频发、体制机制改革越发滞后等问题不断累积并直逼“临界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无法克服，外部冲击无法应对，加之战略失误或突发事故，导致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已然耗尽，新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难以形成，经济社会再次陷入增长回落和长期停滞的泥沼和窘境无法自拔。在全球范围内，多数市场经济先驱国家都经历了起步、腾飞、成熟、困境（转折）和逼近成功等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国家由于资源耗费奇高、技术更新缓慢、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配不公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陷入了既发展又不发展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历史上，18世纪的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发展的推动，成为这一时期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先进的经济体，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尖锐的劳资矛盾和罪恶的商业欺诈也禁锢着英国经济在进退之间徘徊，早期英国所遭受的痛苦，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曾经或正在遭受。日本由于利用科学技术的“后发效益”，于20世纪60—80年代一跃跻身于世界少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创造了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在获得了世界奇迹的美誉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旋即陷入经济泡沫，由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和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突破，日本经济在停滞和倒退的艰难中挣扎。收入超过3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丧失了比较优势，又因为科学技术的滞后不具备科研创新的竞争能力，结果造成经济衰退、就业困难、矛盾激化，最终避免不了停留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尴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向来由于经济实力雄厚而被视为成功范式的“美国模式”，也由于消费主义的膨胀和财政赤字的扭曲，使经济发展长期无法跳出低落和衰退的发展周期，随着经济危机硝烟的慢慢消散，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回升，但美国模式已然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一带一路”倡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对中国经济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部分改革红利的消减、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条块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14]等多重矛盾和挑战，加之2012年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超高速到中高速的速度换挡、结构调整由低端到中高端的迈进、发展质量由粗放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转变、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经济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嬗变”^[15]为表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需要在国内外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对沿线周边国家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亚、东盟、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等65 个国家（当然，‘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不限于65 个国家） ，44 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16]。这些沿线和周边国家多为处于经济发展起步或腾飞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居民收入水平分化和强势利益群体束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些问题都急需找到解决的方案。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些沿线、周边国家面临着化解金融风险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双重任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和未来五年预计10 万亿美元的商品、50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和超过5亿人次的出境旅游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从而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世界经济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新的贸易轴心和新的增长极，从而为其他正在自主寻找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提供机遇和条件。

其五，加速区域经济贸易，夯实国际话语权基础。一国的话语权是指该国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参与国内和全球治理的能力，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影响力） ，它内含了一国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政治操作能力、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控制能力与理念贡献能力，对国际事务或国际事件的定义、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上的影响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传媒等多个方面，本质上体现的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影响力，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7]。因此，话语权作为国家文明的表现形态，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上表达和展现自身能力的载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拥有与自身政治经济地位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是确保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维护国家地区利益，表达利益诉求和传递国家意志的重要保障。

在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和综合实力相适应，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表达传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国家意志，维护的是作为过程主导者、规则制定者和阐释者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价值理念和合理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真正的表达和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话语权的缺失，表现在：在国际贸易核心机制之一的国际商品贸易定价机制中，中国没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贸易中受制于人，如澳大利亚90%的铁矿石销往中国，但其标准和价格涨幅方面中国却没有发言权，受此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话语权的增长受到限制。而且，在现有的国际合作框架内，中国没有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如，一些国家无视《WTO 议定》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家的事实，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不仅也将中国排斥在外，甚至对中国采取打压态势，产品质量标准和低碳排放标准方面我们也没有话语权，这一切都制约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作用的发挥。更重要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比重增加，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陈旧落后的治理结构和体系，寻求与其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重塑话语权。另一方面，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等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不断出现的国际经济危机时左支右绌，因此，建立一种反映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体现世界政治民主化发展趋势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话语体系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带一路”倡议超出“大国崛起论”的“陈模式”、“地区中心论”的“老套路”和“弱肉强食论”的“旧逻辑”，倡导和平合作的新思想、开放包容的新观念、互学互鉴的新思维、互利共赢的新理念，强调各个国家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搭建国内国际双重平台、实现国内国际双方共赢，打造相濡以沫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福祸相依的责任共同体、建构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超越自我定位及本国与世界关系的描述，超越自我中心的软实力诉求，着眼于世界领导型国家的新身份，着眼于解决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人类的共同关切”^[18]，因而彰显了超越近代西方权力话语体系的价值认同感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