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的发展

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和世界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尚未实现和争论不休因而显得有些遥远的理论问题的话，到了20世纪，关于建立和实现社会主义则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和全球化历史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的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剖析和现实解答首先表现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上，而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联系和区别，则成为理解问题的关键。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在与民粹派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是当仁不让的主将和旗手。90年代起，列宁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和普列汉诺夫一道，加入对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此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俄国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即俄国是不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俄国社会性质的双重性——横跨欧亚，既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包袱和残留，也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定发展和苗头。秉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统治，强调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俄国，应该依靠广大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实践，实现科学社会主义。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一道战胜了他们共同的论敌。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分歧的最大焦点就锁定在“向何处去”的道路方向和“如何去”的道路选择上。

其一，在俄国革命的物质条件上的分歧。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如果农村公社遭到破坏和解体，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就会错失跨越“卡夫丁峡谷”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机。据此，普列汉诺夫认为，既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自然就失去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机。在当时，俄国所遭受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展坚定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俄国生产力发展的想法，因而当生产关系尚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奢谈推翻资本主义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因而是错误和荒谬的。而且，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组织的健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内在逻辑和基础，而这样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在当时的俄国还尚未具备，因而不能跨越历史发展顺序和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地进行飞跃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俄国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待客观物质条件成熟和具备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对，列宁认为20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和潜力与早期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创见和历史进步性相比而言，具有许多新的特征，而且体现出更多的腐朽性和退步性。由此，列宁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眼光，回击了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相应物质基础的观点。列宁申明俄国的落后并不是绝对的落后，而是与国际帝国主义比较下的相对落后，俄国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发展极度不均衡和相互斗争的世界环境中，在世界范围内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俄国资本主义呈现出崭新的发展态势，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在道路选择上的庸俗决定论，强调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跨越性和革命进程中举足轻重的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他指出：“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23]

其二，在俄国革命的阶级基础上的分歧。普列汉诺夫反对在资产阶级人数较少和群众觉悟不高的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采取革命冒进方式夺取政权并进行超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狂热地急于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他们发现必须预先实现自己的政治‘口号’。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实现这些口号要以实现一系列的先决条件为前提，在这些条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使它的有组织的——因之也就是多少有觉悟的——力量去影响还处于黑帮鼓动家影响下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阶层。”^[24]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强调政权转入社会主义者手中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国劳动群众还没有实行这种专政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受空前的经济破坏。……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25]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在革命时机和无产阶级准备就绪之前，强行将夺取政权和管理政权的重担压到劳动群众的肩上，不仅使劳动群众不堪重负，而且也是俄国未来发展的悲剧，这样做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招致惨重的失败。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决定论和亦步亦趋进行革命的主张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在俄国，尽管无产阶级的数量有限，但是落后的沙皇专制统治已经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与马克思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已经结束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使命。列宁热情洋溢地指出，如果能够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革命家组织，就能把俄国“翻过来”。

其三，在俄国进行何种性质社会革命的革命道路上的分歧。普列汉诺夫坚持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观点，他认为，俄国尚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目前的任务不是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扫清障碍，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作用的发挥铺平道路。他批评布尔什维克制造的革命是向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倒车，这样做，“一方面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阶级准备去扮演它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可能‘规定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合而为一——就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26]。这样做，是历史的也是俄国的最大灾难。列宁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27]普列汉诺夫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当作金科玉律，是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8]。十月革命的胜利用实践给出了上述论辩的答案，但同时，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问题的认识也不乏深刻的洞见。

建立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面对一系列难题，这些疑难的解决既没有“既成的”理论参考也缺乏“前在的”样板遵循，只能以经济全球化为视界，以苏维埃的经济现实为依据，以不断变动的环境和条件为转移，形成最适宜、有效的建设方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应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纸币”^[29]。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集约高效的国民经济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战争物资和为胜利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在战争的“非常态”紧张条件下，为支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农民经受了极端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考验。随着紧张状态的行将结束，“非常态”措施的惯性效力和人民改善生活预期的破灭，释放和激发了农民积蓄已久的矛盾意见和不满情绪。尤其是，面对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分派任务，农民被迫以撂荒、隐瞒产量和怠惰等消极方式做出回应，结果土地荒芜、粮食歉收、生产萎缩，由农民危机引发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和治理危机。而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奇缺和工业、交通运输等情况的恶化迟滞了工业恢复计划，农民生活条件的恶化、工人人数的锐减和成分的分化以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向资本主义开倒车的倾向幻灭了列宁直接过渡的最初设想，催逼列宁考虑现实需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变直接过渡为迂回包抄，通过暂时的“退却”达到最终的目标。(www.xing528.com)

用粮食税替代余粮收集制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30]。列宁后来重新审视，认为“不论在1918年4月或在1920年4月，我们都是把从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设想成在同一政策轨道上的简单的转变”^[31]，而工农产品的自由流转和贸易改变了列宁“拒绝市场经济”和“拒斥商品贸易”的“直接过渡”的最初设想，转而尝试适度发展市场经济和接触商品贸易的“间接过渡”模式。同时通过“经验的社会主义”方法，由排斥和提防资本主义转而到利用资本主义进而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的正确道路上。列宁指出，“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32]粮食税的实施不仅卸下了农民身上不堪重负的担子，而且充盈和丰富了农民干瘪的物质生活，有力地激发和调动起农民参与生产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及时缓解和减轻了一触即发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主义的继续建设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石和群众基础。除此之外，新经济政策内涵的准确诠释和实践的正确铺展也为社会主义探索敞开了新的机会，提供了新的方案。

晚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看法都根本改变了。这种转变是深刻全面的，不仅包括对于国家工作重心的彻底转变，而且包括对于物质激励原则的深刻强调。列宁认为，要学会建设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将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来，要担负建设苏维埃经济的重担，就必须具备管理国家和经营经济的能力，就必须以经济和社会变革作为文化变革和革命的先导，通过在全党全社会开展文化革命，为社会主义准备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基础，而这对于目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都异常艰难。要达到这一水平，就要善于虚心求教和学习——向敌人和朋友学习，向懂管理和经营的人学习，从而适应新情况、新形势，在竞争中创造比较优势和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为进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做好充足的准备。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全新的国际环境，俄国所在的国际环境和所走的发展道路也彰显出不同于马克思预想的特殊性和新的全球化特征，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情境的繁杂性和革命的复杂性。列宁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再次印证了列宁当年的预言。

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封建统治主拥有全国的土地，各级封建统治阶级攫取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农民或被统治阶级不拥有任何土地，地主阶级组成的封建国家既是土地制度的捍卫者，也是国家的权力机关。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的固化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势国家用暴力强行打破，一方面，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因素萌发，中国沦为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勾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1840年到1919年，历时79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坚实基础，没有开辟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而遭遇两种势力的合力绞杀和“内外夹击”而最终失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谱写了新的历史华章。十月革命的指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新的革命情势积蓄和准备了坚定的力量基础，中国革命迈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1940年，毛泽东在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的两个阶段论，他指出：“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34]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面临一系列百废待兴的改造工作和建设任务，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其他的经验可以效仿和遵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将理论科学化、将科学的理论实践化的特色式的“探索道路”和探索式的“特色道路”。

从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提出到现代化建设方案的改进，从“十大关系”的论述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从“照搬苏联模式”的亦步亦趋到“走自己的路”的独树一帜，中国社会主义在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双重约束下艰难前行。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到改革开放论断的坚决提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研判到社会主义本质的严谨论证，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世界发声到善于利用时机解决问题的路线思路，从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不移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适时提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主义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从江泽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阐述到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全面分析，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强调到党的建设理论的深度提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导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在波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下接续奋斗。从胡锦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阐述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意蕴解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严格要求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贯彻落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推进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集体发声，从世界经济发展特点的准确把握到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执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在坚定不移中获得普遍认可。从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阐述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明确提出，从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完整展现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规划，从全面弘扬“丝路精神”的积极倡导到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措施推进，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贯立场到反腐倡廉建设的社会聚焦，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发展到携手合作，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开创，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的格局构筑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引领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