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旨趣和转折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论》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由于研究世界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写了4 本关于世界历史的笔记，摘录了1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将其按照编年的顺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古代历史的现实需要，使他阅读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学的相关笔记，如《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9]其中，菲尔对19世纪的印度和锡兰的农业和村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描述，柯瓦列夫斯基在时间上跨越三个世纪（16—19世纪），空间上跨越三个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对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农村公社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为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问题提供了世界历史的全面角度和有益启发。此外，对梅恩、摩尔根等著作的笔记和摘录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公社以及殖民政策对农村公社的未来影响上，在世界史和全球化的视角下广泛探讨了农村公社的特点和历史命运，为俄国公社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晚年学术思想向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转折主要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考虑。一则19世纪中期以后，以查苏利奇为代表的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学者和革命家们不断写信恳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尤其是俄国公社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的看法。与俄国学者和革命家们的通信联系使马克思谨慎地重新考量和对待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草拟了三个草稿和一封正式的复信，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的原则方法出发，对俄国问题进行了阶梯式的审慎论述。

由于一方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官方和其他渠道来源的对于俄国公社进行研究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斟酌，以便对俄国问题做出精确的研判。另一方面也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和花费大量的精力学习俄文，以为俄国问题研究做足语言方面的准备，马克思暂时放缓了《资本论》的相关研究。

1872年，俄文版《资本论》出版后，给予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新的理论灵感和论证力量，他们纷纷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为论据支撑。而瓦格纳《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一书关于“公社瓦解”与“农奴制废除”的关系研究和论述再次引起了马克思的注目，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兴趣和热情由于新出现的事件和观点而显得更加高涨。1873年，马克思基于最新的研究进展，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10]1877年，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两条道路”“两种可能”的疑问，即俄国是走如自由派经济学家所期望的“先摧毁，后过渡”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先发展，后跨越”的不同于以往发展模式的特色道路？为解释“旧问题”和回答“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全面研读了俄国公社的既有资料，从中归纳出俄国公社的不同结构、内容和表征；另一方面仔细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对比分析“旧问题”和“新情况”以及最新的有关道路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编辑部，一方面，回应和澄明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其理论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错误理解和援引，另一方面，阐发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能的发展道路的新思想和新观点。(www.xing528.com)

80年代初，俄国未来发展道路之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向何处去”的道路谜疑和“怎么办”的道路选择促使查苏利奇就这一问题向马克思求教，并恳请马克思就此问题发表见解。

1881年，马克思严肃谨慎地在对初稿、二稿和三稿不断修改完善的前提下，给查苏利奇正式回信。在复信中，马克思慎之又慎地以“条件限定”和“敞开式”的方法回答了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疑问。在对资本主义“欧洲模式”的阐释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和所有”的分裂和疏离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个性”而不是“共性”，俄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前提，“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1]此时，马克思将“历史环境”引入新的研究中，对《资本论》中的观点进行了审慎的阐述，将资本主义和西方公社的历史起源和特点严格限定在西欧。1882年，在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俄国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由保守的“反动势力”变成为革命的“先进部队”。由此，在回答“向何处去”的俄国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

有学者对比马克思早期和晚年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演化理论，从“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从“普遍主义的历史观”退却到谴责“普遍主义的历史观”的立场。从马克思思想变化和演进的过程可知，这些学者的认识缺乏对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尤其是晚年思想转向的深刻的全景式洞察，因此得出了马克思社会历史思想断裂的错误结论。只有真正还原马克思社会历史思想的原像，才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和捍卫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指导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