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机制推动下的全球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由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由单一的企业成长为一国之内的企业联合到国际范围的联合。可见，经济全球化从形成之时起，就生长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之下。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不是终结的状态，因此任何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维度和性质。经济全球化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形成初期，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之间形成了垄断联盟，以缓解日益激烈的竞争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主观上自我保护的倾向形成了强大的联合力量，经济全球化就在这种力量的助力下日渐成长。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形成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强大的国际力量，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之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其藐视一切障碍的扩张和增值本性使得这种联合为资本在国际和全球舞台上的运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现实的可能，经济全球化在垄断联盟和垄断资本的条件下展示出新的特征。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入真正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在国际合作框架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科技革命，历次科技革命都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科技的发展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和承担相应的风险，科学和技术越是纵深发展，这种成本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就越是单个国家的力量所无法承受的。因此，为了筹集资金、分散风险，许多国家联合开发，共同承担，这样的行动，一方面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以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为支点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

国际合作机制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表现在，风险一体化的出现和风险一体化意识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除了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战争与和平等传统问题之外，还涉及环境和生态保护、核武器扩散、国际移民和难民、全球性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疾病控制、种族和宗教冲突等对人类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共同事务。这些问题的发展不仅以跨国界为趋势，而且走向了全球，使全球秩序和治理的前景成了一个超越其他的议题”^[31]。因此，人们不得不正视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近年来，各种国际环境和生态保护会议的频频召开和框架的起草就是证明。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形成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和赶超。19世纪是英国崛起的世纪，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为英国赢得了“日不落”帝国的嘉名和地位。20世纪是美国赶超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超过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其他国家，跻身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列，但是，接踵而来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民族国家解放运动不断取得胜利，新兴工业化国家渐渐破土崛起，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突破铸就，使得这些后发国家利用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变革和调整，经济全球化进入国际合作机制调解和助力发展的新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6]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7]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8]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页。

[10]江小娟：《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2 期，第4页。

[11]此处用CAGE 框架说明虽然经济全球化会造成“不同而又相同”的物质文化景观，但是国家在文化、行政、地理和经济方面的“距离”是多方面的，以经济关系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覆盖并不会彻底弭除国家之间的距离边界。

[12]Arif Dirlik：After the Revolution：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Hanover，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4：51.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2页。(www.xing528.com)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0页。

[15]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页。

[16]〔美〕阿尔温·托尔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18]〔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龙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第6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

[20]〔美〕阿尔温·托尔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页。

[21]〔美〕潘卡吉·盖马沃特：《下一波世界趋势》，王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22]黄河等：《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23]〔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叶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25]姜英华、王维平：《破解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约因素的现实路径分析》，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7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27]〔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9页。

[28]全国政协外事局：《经济全球化的20个问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29]〔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2页。

[31]转引自黄河等：《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