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成本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影响

经济全球化除了带来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整体变革之外，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生态关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生态向度，是人类生存境遇、思维理念、调控模式和未来发展必须直接面对、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原始文明条件下，人类开始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类的存在物逐渐介入自然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开启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从自然界的襁褓中匍匐而出的原始人，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生产手段工具极其落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还只限于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和界限之内，不发展和原初性保证了原始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原初的统一，开始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异化，农业文明继之而来。与前一阶段相比，人类的实践活动尽管可以将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进行塑造，但是人主要还是自然的附属品和存在物，交往形式的单一和交往范围的局限，延缓了工艺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能源的利用还处于初级的阶段，人与自然的平衡与相对和谐建立在对自然界有限认知和有限开发的基础之上。

真正预示着人与自然关系进入崭新时期的里程碑是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先进的工业文明，在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社会交往范围与形式的扩大等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使资产阶级用经济实力摧毁了历来被看作无坚不摧的封建特权，使资产阶级时代不断变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积极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无情撕去宗教的神秘面纱，大胆开辟发达的现代交通，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所取得的历史功绩，除了证明人的活动能够取得的成就之外，也同样证明了人的活动所具有的局限和能够造成的破坏力。它一方面集中“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反差严重的图画，一面是生产潜力的挖掘和巨大释放，另一面是对生存条件肆无忌惮的破坏与浪费。自然资源的开发史无前例，生态环境的危害也无以复加，资源环境的更新换代远远跟不上和承受不住生产浪费的需要和节奏。当人们的脚步驻足在最初取得预期效果的时候，当人们的情绪沉浸在开始取得短暂胜利的时候，自然界以或慢或快的速度在或远或近的将来，以无法抗拒的必然性不仅取消了所谓的预期收益，而且还以必不可免的确定性剥夺了所谓的历史成绩，甚至造成了人们预想不到和无法承受的恶劣后果。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拜倒在生态逻辑和生态阈限的约束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自然资源的诅咒”。(www.xing528.com)

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冲突从来不是单一的国家和地区问题，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将不同国家、制度和地区连接起来，恩格斯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17]由此可见，生态问题及其影响具有广泛的联动效应，这种效应一经产生，便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地。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和起步阶段，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源能源的掠夺开发和利用上。在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技术资金支持将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低附加值的产业和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后果覆盖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凭以经济实力和技术资金为中心的综合实力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成本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和生态风险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生态灾难，而对于受害的地区、部门和群体而言，生态没收“即使在资本财富和巨大成就的所有权和享有权都依着原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动的情况下，甚至于有时候在资本财富和巨大成就所衍生出的产品或出产的作物之特质特征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动的情况下，资本财富和巨大成就本身却在慢慢地缩水贬值，或骤然间化为乌有”^[18]。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和可能经历的共同命运，人类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集体性的反思和采取协同的集体行动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生态危机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