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来的动因与反全球化运动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方面已经达成了普遍一致的共识，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单一的过程，而是复杂、多元的过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主动—被动、积极—消极、进步—退步、受益—受害等多样态度、多类行动、多重影响与多种效应，使得对经济全球化的整体评判也是“多而杂的”而不是“纯而一的”，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多重面孔”和多面体结构，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动因也绝不是简单一元的，而是许多“涓流”沁成的“江河”。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阴暗面和负面效应是反全球化的直接动因，既有正面性也有反面性，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既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正是无数这些“爝火”最终形成反全球化的“燎原”之势。反对者认为，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缰绳”掌握在强势利益体和国家手中，和广大落后国家和弱小力量相比，它们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掌舵者”和“领先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支配者”和“受益者”，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既要沦为经济全球化的“追随者”和“跟跑者”，也要变成经济全球化的“听从者”和“受害者”。最需要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经济全球化进程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表面上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实则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它们要么是帮凶要么是形同虚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却也同时加剧了发达与不发达、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发达国家凭借优势地位和优势资本控制着世界上的优势资源，不发达国家缺乏发展的资金、技术和有力的政策支持，因而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贫富差距。据统计，“全球最富的0.1%人群（全球45 亿成年人口中的450 万人）所拥有的平均财富大约是1000 万欧元，约为全球人均财富6 万欧元的200 倍，这些人拥有的全部财富相当于全球财富总额的20%。而最富有的1%人群（4500万人）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300万欧元（广义来说，这部分群体包括所有个人财富超过100 万欧元的人）。这是全球人均财富的50 倍，这些人一共掌握着全球财富总额的50%”^[15]。贫富差距加大了这些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和斗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单纯追求经济量的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超越了初级发展阶段之后，将本国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加重了落后国家发展的成本和负担，引起了广大落后国家、地区居民的不满情绪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传统工业的更新换代，造成了大批传统工人失业，加上劳动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加剧了这些国家工人之间的怨愤。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尤其是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消极后果为反全球化运动提供了合理的契机。

其次，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固有矛盾是反全球化的根本原因。资本增值的开放性和扩张性与资本所有的封闭性和独占性之间的反向基因根植于资本主义机体内部，由此，资本生产的社会化和效率化与劳动消费的私人化和不足化之间的矛盾对抗就成为资本社会挥之不去的固有矛盾。只要资本逻辑不变、占有和生产方式不变，这种抵触和冲突就不变，而只能诉诸固定周期发生的危机形式得以缓解。

如果说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经济危机的周期较长、波及范围较小，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不如今天那么明显，因而被认为是可以忍受的灾难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16]。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全面的、系统的、范围扩大的、破坏性更强的方式暴露出来。自1825年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影响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每次经济危机都引起了经济的萧条、黏滞以及工人的失业和庞大的游行示威。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17]。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却将这种历史性、暂时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看成永恒的自然关系。因此，在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框架内，尽管当局出台相关的挽救措施仍然很难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经济危机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大打折扣，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苦的人们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其他落后国家、地区受经济危机的危害更大，它们的经济发展不充分、经济体制不健全、金融体系不成熟、制度监管不到位，这些因素决定了它们在经济危机面前的整体承受能力和对抗危机的能力较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往往又回到了朝不保夕的状态，很多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瞬间黯淡，他们也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力量。(www.xing528.com)

再次，资本逻辑演绎的悖论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原因。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逻辑，资本逻辑使一切生产要素和关系都从属于资本，资本逻辑的展开和演绎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始源性动力，同时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原因。“资本的简单概念”和资本逻辑的展开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一方面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有机体中隐含的文明的反面和矛盾。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这些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两者构成了悖论。一方面这种悖论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就表现在资本用经济管理的权威代替政治统治的权威，以剩余价值为衡量标准，资本只承认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与野蛮、暴力的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相比，资本用隐蔽、文明的剥削方式取而代之，而且是在人们明显感觉到的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中完成资本增值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资本家利益的。另一方面这种反差还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萌芽时期，在资本主义为自身发展排挤旧势力和扫除旧障碍的历史运动中，资产阶级以强大的宗主国为保障和后盾，用侵占和暴力的惯常手段将以“自有财产”和“自己劳动”为前提的生产撕扯为“失去财产”和只剩“自己劳动”的“无法生产”。反过来，他们又将他们一手酿成的分裂和贫穷说成是如果不继续执行这种分裂和不相应地继续剥夺劳动者，不将劳动者的“自有财产”转化为已经失去的财产并将这种失去持续生产出来，就不能顺利进行“称心如意”的国民财富的生产。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演绎还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异化。对资本增值而言，不变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与之相比，可变资本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以致只要有增加不变资本或其他任何临时需要，可变资本都必然遭到牵扯而减少，而这必然使劳动溢出（相对于资本增值需要而言）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时常并总是处于需要帮助和救济的赤贫状态。当然，资本和资本家也要面临经济发展周期动荡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发展的低迷期，商品腐烂、堆积和滞销，工厂因入不敷出而倒闭，资本和资本家承受着经济危机的冲击。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生产旺盛，产品畅销，资本和资本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而这种压力，又由于整体社会生产力进步造成部分资本贬值和利润空间挤压而进一步加剧。但是，“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18]。资本周而复始的强化运动，制造出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和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并不断扩大这种差距和鸿沟。在贫富分化的条件下，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陷入头足倒置的普遍异化的困境之中。而在资本逻辑的催逼下，当本国和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极限后，资本内生的狭隘性和普遍性矛盾将最终扬弃和超越自身，一个新的、改变现实的、彻底的革命力量诞生，并开启了新的革命和未来的可能。可见，资本逻辑尤其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在全球展开的殖民主义和掠夺，以及对于落后国家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剥夺和榨取，造成了发达国家地区与落后国家地区之间以及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抗争，资本逻辑演绎的悖论尤其是其消极方面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原因。

最后，反全球化运动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和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二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版图的重构中，新的国家崛起，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调整，新的力量均势酝酿形成。而就全球力量版图和总体对比而言，发展中国家逐渐成长和崛起，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等方面都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在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格局的影响下，在商品交换、对外贸易和金融流通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不平等的规则和不公平的对待，不仅要承担自身发展的成本，为巨大的战争债务埋单，而且还要在承接和吸收落后产业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成本转嫁。尽管两极格局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旧格局却没有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而根本改变。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仍然掌控和主导着经济全球化，他们把持着国际组织的相关权利，后起的国家和不发达、欠发达的国家很难进入这些组织。即便加入也很难有发言权，很难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反全球化运动有时针对的就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再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不均衡、不对等的，最初，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罪恶的殖民贸易给殖民地居民带来了灾难，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落后国家和地区从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变更了剥削的方式和手段，将赤裸裸的剥削手段变成文明的、隐蔽的剥削手段，如贸易保护政策、关税壁垒、绿色壁垒、人权问题等，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时常发生的是，当贫穷的国家确实设法寻找到一种它能够对美国出口的商品时，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者的利益就被镀上一层保护膜。”^[19]这些国家合理的贸易要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和应有的正面反馈。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享受巨大的发展成果的同时，将发展的成本通过投资建厂的方式转嫁到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的国家和地区，给这些国家没有起步的经济蒙上了忧郁的面纱，加剧了对发展做出贡献的国家和享受发展成果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更有甚者，在今天，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演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金融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难以恢复回转的局面，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发展趋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超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经济旧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没有跟上新形势和新变化，包容性和代表性不够。同样的，旧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反映全球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布的调整和变化，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资产泡沫积聚，这些都构成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因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