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揭示世界历史内涵

任何伟大的思想、发现都具有历史承继性和超越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之前的学者已经展开了对“世界历史”的讨论，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考察波希战争对社会环境的意义和深远影响时就提出了“世界统一体”的思想。他认为历史不是单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而是许许多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事件的结合。波里比阿和芝诺也分别提出了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世界国家”“宇宙整体”的思想，芝诺认为理性主宰着整个世界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地区和等级等差异都会消失。可见，由于民族国家的发展，人们提出了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思考，同时，由于民族国家社会交往的局限性又使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宏观和整体性层面，缺乏具体和细节性的分析和描述。文艺复兴开启了欧洲认识欧洲以外世界的机会和闸门，地理大发现和随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殖民贸易，加强了欧洲与其他国家地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催生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实践和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世界历史”偕行并共同发展成长的首推维克，他在《新科学》中首次提出“理性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由人类而创造，因此，应该在“人类心灵”中寻找和确定“世界历史”的内容和原则。维克从神学之外为“世界历史”确立存在依据和寻找发展规律的思想再次推动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对马克思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是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首先，理性构成宇宙一切活动的基础，它是宇宙的实体，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理性不需要外在形式和运动提供活力。理性的品质是自由，整个世界历史就是理性自由展开和实现的历史。其次，精神是自由和不依附于他物存在的，它可以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就自己，世界历史在本质上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物质要依附于它物而存在），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由实现的进程。自由是精神的目的，是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世界历史。再次，人类的实践活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工具，是实现或达成上述目的的桥梁和纽带，因而是被利用和被牺牲的，“理性的狡计”通过人的活动而推动精神向前发展。然后，精神自由的现实存在形态就是国家，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绝对精神”最高、最完善的体现。国家实现个人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统一，因而，个人在国家中摆脱了被利用和被抛弃的命运，获得了所谓真正的自由，国家是自由实现的现实条件。最后，世界历史是一个物质的、现实的、联系的有机整体。国家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要素和因子，不仅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还存在于许许多多的国家之中，是和其他国家不断发生关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继承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发扬了其世界历史的科学成分，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4]这样，世界历史才是现实人的历史而不是由理念支配的、捉摸不定的、抽象的历史。

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前段，不仅学习和借鉴了异化、“类本质”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在新原则尚未发掘和新方法还没确立的情况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转折的相关著作中，仍然可以捕捉到他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其中，马克思保留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从异化和类本质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未来前景。在他看来，人的发展历经本质—异化—异化的扬弃—本质复归的不同的阶段和历史，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工人阶级被扭曲成局部人、商品人的悲剧。通过揭露和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非人化、物化的悲惨命运，结合未来理想性和价值指向性，指出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和通过人为了人而占有人的本质。在此，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随处可见打着旧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学说的烙印和影子，这里的“人”还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的类属性，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不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和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和要求，这样的历史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

在全面揭示和系统阐释新历史观点的思想中段，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历史前提，以“生产实践”为历史基础，以“财产占有”和“分配形式”为历史主轴，绘制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和过程。首先，被称为第一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制的，它以低水平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分工体系为布景，分工也只停留和局限于家庭之中，整个的社会结构和交往范围并没有实质性地突破家庭范围，而只是家庭模式的单纯增加和简单扩大。其次，被称为第二发展阶段的所有制是公社或国家形式的，与最不发达的时期和阶段相比，它以稍许发展的生产力和仍不发达的分工体系为前提，分工进展到“城乡对立”和“比较发达”的程度，整个的社会结构和交往范围出现了新的发展力量和趋势。再次，被称为第三发展阶段的所有制是封建或等级式的，它以更加进步的生产力和不很发达的分工体系为基础，分工在依然保持“城乡对立”的旧有条件下，还出现了土地—资本、资本—劳动要素的截然对立。最后，被称为第四发展阶段的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所有”的分离产生了私有制对立的两极——一极占有生产资料，一极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随着私有制的变换，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进步使得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从无到有，实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扬弃，扩大了生产能力和交往范围，从而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石。(www.xing528.com)

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前提和牢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构成现实的经验事实和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人和想象的前提，而是现实的人及其所书写的现实的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铁律，是一切由以出发的始基，离开它，一切形而上学的猜想和思想上层建筑的活动都无从谈起。在理论继承的基础上，随着客观的历史环境和思想环境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批判和超越，提出了富有创建性和创新性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统摄逻辑之中，发展壮大于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的价值追寻之中。首先，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条件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前提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基本矛盾相互作用、逐渐展开、辩证统一的结果，统治阶级对现有生产力的掌握情况就是该阶级进行统治的条件。因此，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不能依靠高尚的道德说教和伪善的良心发现，而必须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在与地主阶级进行经济实力的较量和武装力量的抗衡过程中，资产阶级完成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在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破坏了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恢复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将社会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寻找“金钱”的致富欲望驱策资产阶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准备了现实条件。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扩大及增长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它们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5]。生产的发展，商品的堆积，要求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为商品寻找销路，建立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联系，最初这种贸易表现为罪恶的殖民掠夺和商品贸易。殖民贸易在用血和火的方式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耻辱和灾难的同时客观上实现了历史的进步。通过生产和销售场地的分离将互不毗邻的地方“聚拢”和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联系。打破了国家、局域的限制，各个民族、地区、国家的历史不再是孤立的、独自发展的历史，而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各个野蛮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地区和民族也被卷入文明、开化中来，它们的历史既是个别史也是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再次，以分工和交通运输工具进步为标志的普遍联系的确立为世界历史形成准备了必要基础。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社会分工要比自然形成的分工更加复杂，同时这种建立在经济联系基础上的分工的黏合作用要比政治的、宗教的分工更加持久、深入和稳固。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越来越不可避免，分工范围的扩大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个体发生频繁的交往，因而加强了彼此的需要和依赖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力的征服、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羊肠小道和阡陌交通，资产阶级通过交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实现了时空的压缩，建立了不同以往的依赖关系，而且这种普遍交往每天都在生长。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上升使社会主要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凭借手中占有的生产条件和优势资源雇佣和压迫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忍受着颠倒的、被侮辱和受奴役的地位。日益密切的交往关系每天都在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压迫日益成为普遍的、明了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屈辱，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力量的联合。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他们的存在是世界意义上的，因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才能打破枷锁，挣脱锁链，获得整个世界，从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