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作为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的经济全球化要比作为理论形态的经济全球化开启的时间更早,过程更纷繁复杂。加之任何实践都是理论的源泉,经济全球化现实的实践过程是作为理论研究形态的经济全球化的牢固基础和不竭源泉,因此,理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实践背景既是理论研究的前提也是理论研究的应有之意。
作为学术热点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而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的历史实践过程的经济全球化开启的时间要早几个世纪。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是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产阶级大工业时代的来临而逐渐展开的。社会实践的推演是经济全球化理论创新的根源,以科技革命为鲜明标志的20世纪,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物质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交通通信工具的变革导致了时空距离的巨大压缩;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相互依赖;交往范围的扩大带来了市场和贸易的相互交叉;商品生产和贸易往来深化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交融。受这种快速、多元的实践力量的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因而,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的挖掘,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回顾和反思,更是寻求对现实的应答和启迪。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方案是基于解决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促进全球经济共享式发展的现实任务与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当前,经济低迷、结构矛盾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凸显,全球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调试的空档期,旧式增长动能削减,新式增长动能尚未形成,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尚未给全球经济前进开辟出卓有成效的新路。加之付出回报不对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发展空间不均衡等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难以涵容最广大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无法满足最广大国家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不能反映最广大国家和人民群众对全球治理的调整要求,这种非共享式的不均衡发展是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掌握世界经济的核心矛盾和最新变化,适应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和动能转化的现实要求,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就要努力消解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构建涵容各个国家、包容各个民族、惠及各类人口的全球经济。
其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方案是基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发展,改善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现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任务和努力。全球经济治理要以经济形势的动态演变和发展为依据,与时俱进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便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现实,引领世界经济的新航向。当今全球经济处于大变革时代,既有的国家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关系调整全球利益格局,以便打破旧的封闭式体制和碎片化规则,确保国际经济合作中体制公平和规则平等。有鉴于此,需要坚持以开放为导向,构建非排他式的参与型机制。同时坚持以合作为动力,搭建非零和式的共商共建机制。最后,以共享为目标,实现利益共享的共赢目标。这不仅是各个国家的普遍愿望和人民的价值诉求,更是全球经济健康长久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全球社会包容普惠进步的客观要求。
最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方案是基于打破不合时宜的旧国际秩序,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发展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诉求与愿望。经济全球化将世界上的国家重新纳入一个能量和势力范围圈之中,尽管掣肘全球经济发展的旧秩序和旧结构正在被逐渐瓦解和打破,但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公平的贸易交换体系和不均衡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具有巨大的惯性,这种固化甚至硬化的阻力使一些国家尤其是总体力量和综合实力上升显著的国家无法根据新的发展现实改善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和权力话语垄断的现实,地区冲突和强权政治依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今天,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将各个国家、地区和人民连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的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共同繁荣、开放共享是大势所趋,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和零和博弈都会酿成一损俱损和两败俱伤的恶劣后果。要想在全球化浪潮中披荆斩棘,就必须形成利害关系体,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开放合作模式的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灿烂的未来,这不仅是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美好期盼的需要,更是合乎历史和现实的正确的发展之路。(www.xing528.com)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吸收继承、批判扬弃、吐故纳新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是在资产阶级商业、造船业和工业的隆隆进程中开启的,既继承了作为“前人”“敌对”和“辩手”的资产阶级学者既已开发的有益的研究成果,批判了历史和阶级局限条件下不合理的成分,又根据实践的进程和理论本身的逻辑理路,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全球化思想的理论构思和整体的谋篇布局中,不仅包含“世界历史”对以往历史理论的批判、总结和清算,而且,“世界市场”理论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考察和理论总结。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没有实现,作为“六册计划”组成部分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的难点而归于沉寂。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再次将这一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推到学者面前。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硕果累累,研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生态、社会等各个角度和方面,其中既达成了普遍共识,也存在不少理论分歧。这种理论研究背景,既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扎实的资料,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提供了真实广阔的空间。具体而言包括:
首先,恢复回归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原像和本貌,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理论,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沉淀的结晶和现实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拥有宏大的历史感,回归和恢复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原像和本貌,正确理解和准确解读经济全球化。历史上困扰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很多,现实中干扰和钳制经济全球化的乱象激增,有些非经济全球化所致的问题被不恰当地划归到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负面效应之列,有些非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内容被不正确地归咎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引致的内容诠释之中。只有厘清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关系,适时恢复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语境和本真面目,才能真正引领经济全球化航向。
其次,破解西方权力话语的解释定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话语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形成、发展和变化必然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影响和制约。没有一成不变和万古不易的“话语形态”,更没有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的“话语体系”,“话语形态”要随事物的发展因时而变,“话语体系”也要根据力量的变动因势而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不仅具有现实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而且对其进行解释的话语和话语体系还受到诸如根本利益、阶级阶层关系、原则立场等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特定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以及由以决定的推广真理的形式方法等“真理意志”渗透着强势群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为依据和参照形成的规则和社会控制也通过奖惩等手段对个体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一度时间,不说西方,无以言己;不用西语,无以言”[1],经济全球化和裹挟渗透的强势逻辑鼓吹“价值中立”和“永恒真理”的西方话语体系成为解释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莫里逊氏丸,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淹没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下。实践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西方话语定势的局限性,而且在愈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模式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基础,反思无视主体性的空场和失语,审视陷入碎片化的追捧和盲从,改变背离实践性的因袭和固化,摆脱西方话语解释框架的桎梏,尝试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为新的理智化的尝试和正确选择。
最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4000 多亿人民币的对外援款,5000 多个援外项目,11000多期培训班,超过1.2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等等,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的加入为经济全球化打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活力,中国的贡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持久的推力,中国的创新为经济全球化赢得了永久的机遇。中国的开放发展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包容发展为全球经济的普惠发展打造了范例,中国的联动发展为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全面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为世界上其他正在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透析经济全球化的疑难、找准经济全球化的短板、攻克经济全球化的难题、创新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等问题上贡献了中国力量,体现了中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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