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普遍富裕是成熟社会主义的必然需要

生活富裕，或简称富裕，是指生活资料的大量积累，消费对象的丰裕，消费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生活质量好和生活水准高。富裕是贫困的对立物。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总是人们从事生产的目的。富裕，决定于财富的生产及其分配，因而它首先取决于生产关系。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存在着少数人的富裕和大多数人的贫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是，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和社会物质基础的状况和物质财富的增殖与积累状况密切相关。人们看到，即使在阶级社会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社会成员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对消费资料的占有量，从而分享到某些文明的成果（当然劳动者的份额在国民财富总量中是远远与他们的劳动成果不相适应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共占有后，社会成员占有与享用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富裕程度，则是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社会财富积累量与增殖能力。对于任何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化，和实现的是什么水准的富裕化，在根本上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

富裕化，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从某种更高的角度来进行观察，那么，可以说人的被束缚和被奴役来自两种桎梏：（1）社会桎梏，即阶级的剥削、压迫，人对人的强制和不自由，它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的扭曲和不合理，这种社会桎梏是由私有制生产关系决定的；（2）自然桎梏，即生活资料的匮乏，生活质量低，从而劳动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落后，及由此带来的对要求全面发展的人的身心的压抑，这种自然桎梏，乃是物质生产力低下所造成的。人的摆脱社会桎梏，在于通过社会形态的由低到高，从历史上的私有制形态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态的更替，实现生产关系的公有性与先进性。人类摆脱自然桎梏，则在于通过生产力、劳动方式由低向高的发展，通过物质富裕化，实现劳动、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造，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生产关系，从而打碎了千百年来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沉重的枷锁，实现了社会阶级的解放。但是，它还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充实和壮大，通过国民财富的最大增殖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发展劳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实现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和从自然桎梏下获得解放。

这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现，当然，首先是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变革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人们劳动方式的转换——由传统的劳动方式转变为现代的劳动方式——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转换——由传统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向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转换——和现代化的过程，而后两重转换则是建立在人们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变与更新上，建立在人们对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的占有与享用上，一句话，建立在人们劳动、生活方式的完善化和消费生活的富裕化上，而生活富裕又占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高级的社会形态，它的更加高级和更为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制度上，而且也要表现在社会成员所享受的物质富裕上，特别是消费生活富裕上。一个充分发展和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真正的普遍富裕的社会主义，而且必然将是一个高度物质富裕的社会主义。

总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和社会公正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的物质丰裕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上。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如果只是单纯地着眼于和片面强调社会公正，而忽视甚至否认富裕的意义，就不能说把握住和揭示了社会主义这一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全面的特征。(www.xing528.com)

对于诞生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富裕化更是迫切必要和成为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我国来说，由于原来的家底薄，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全世界110位以后，加之以土地少而人口又增长快，因而，国民财富人均占有额很少，1956年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500多斤，棉布1丈多，生活水平很低，一部分群众还未能解决温饱。上述情况，决定了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解决了压抑群众积极性的剥削制度和基本实现社会公正后，我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不患不均而患寡”。这种基本国情要求我们把国民财富最大增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化放在重要地位。

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表现在对社会的物质丰裕和生活富裕的漠视，这种传统的思维，单纯地强调财富平均和社会公正的意义，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这是一种“穷社会主义”观，按照这种观念，只要建立起一个“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即使是物质匮乏与生活贫困，粮少瓜菜代，生活标准低，人们也可以任意宣布他们业已实现了社会主义。例如我国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农村许多地区尽管农民年平均收入不过百十元，粮食人均产量不过200～300斤，广大群众还远远未能摆脱贫困，但仅仅是由于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因而人们就宣称社会主义建设业已完成，甚至宣称进入了共产主义。

显然地，现代社会主义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在于它是物质富裕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还未能实现必要的物质富裕以前，在广大群众尚未摆脱贫困以前，人们就谈不上完备的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的理论，如“富而修”“穷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乃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思潮，这种思潮是为“左”的政策服务的。按照这一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实现“一大二公”，变革生产关系上，而不是放在发展生产力，增殖社会财富和富民上。而一个不能使社会财富最迅速地增殖，不能使广大群众最迅速地摆脱贫困和进入日益富裕的社会主义，它不仅将失去吸引力，而且只能是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

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使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力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成为更加迫切和必要。当代是一个经济国际化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主义建设既是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又是两个体系之间的竞赛，物质财富的增长率与物质富裕的提高率，乃是这一竞赛的重要内容。当代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家宏观控制和经济结构模式的调整，特别是借助将最新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应用于生产，业已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使分配结构发生了局部调整，使一部分劳动者中产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劳动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社会生活方式也进入了现代化。现代化使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增添了物质富裕的内容——当然，劳动者社会财富占有份额中仍然只是占有很小的份额。显然地，在这样的时代，观察和评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有新的视野，应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不仅应该从社会制度的性质，就劳动者的社会桎梏的解除的状况来进行比较，而且还要从社会财富增长的状况和劳动者的物质富裕的提高的程度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在评价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成熟程度，评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的状况和程度时，物质富裕也就成了一个更加不可忽视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