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认识和评判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建成，应该使用哪些标准？除了要采用生产关系标准，考察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形成的状况而外，是否还应该使用生产力标准，考察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形成的状况？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新的和十分重要的论题。

长期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否认生产力标准的意义，单纯以生产关系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照这种思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对私有制经济结构的革命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后，即使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由传统的物质基础到现代的物质基础的转换尚未完成，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远远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适应，人们也认定社会主义业已建成。

由于使用单一的生产关系为标准，斯大林在1936年，在苏联集体化刚刚结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城乡占据绝对统治，但工业化水平和整个社会生产力还很低，还存在较为普遍的贫穷状态的条件下，就匆遽地宣称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3]。1939年苏共十八大宣布苏联业已“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4]。也就是基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观，我国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公社仍然是以落后的手工工具和畜力动力为物质基础，生产水平和群众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多数农民还是住茅屋、“瓜菜代”的情况下，就宣称，不仅仅早已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业已开始“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天，经过对几经曲折的历史经验与痛苦教训的总结，人们才认识到：对于社会主义如果仅仅是从生产关系上来加以把握，而抛弃了这种生产关系所由以立身的物质基础，人们就不可能给现实的社会主义做出合乎实际的定性分析，人们就会高估社会的发展进程，把初始期的还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当成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甚至天真地认为：这已经是准共产主义，已经十分接近共产主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此外，它还有其特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即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是决定于物质基础，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社会内在结构的基本依存关系和运动规律。基于上述理论和方法，那么，我们分析和评判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到底是初生时期、形成时期、充分成熟时期，还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就需要既看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还要看物质基础发育的状况，也就是说，划分阶段的基本的标准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正如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所指出，这一科学的历史观把社会形态归结为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5]。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基本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如下地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这是一个以现代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现代化大生产为物质基础，以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其上层建筑的新社会。简单地说：成熟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济基础与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分析方法简要称为“两基”论。根据上述两基论，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私有制转化为现代公有制，二是现代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以及社会主义充分的物质基础的构筑。上述第一个转变，是立足于第二项变革，即现代化的、先进的物质基础的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之上。正是因此，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仅要诉诸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大充实和壮大物质基础。以上两重任务，不仅仅适用于原先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国家，而且也适用于原先经济发达的国家。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许多明白的阐述。(www.xing528.com)

当代世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开始于不发达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发展不充分，在经过急剧的政治革命风暴和所有制改造，率先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后，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展示出如下的面貌和特征：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当然是初步的），立足于落后的物质基础之上。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原先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过渡时期初步结束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初步的）率先形成，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物质基础的矛盾，表现得特别鲜明。物质基础形成的滞后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奠定、充实和壮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作为首要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强调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关键，是对旧的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革命改造，是对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们的这些论断是立足于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早已在旧社会中产生和发展成熟的假定之上。如果说，这些论述对于当代世界那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适合的，那么，对于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来说，对于原先经济不发达从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形成滞后的国家来说，人们就不能停留在上述论述上，而应该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造，作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两项基本任务。我们要清楚地看见，对于我国来说，单有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不迅速地实现使用手工工具为技术特征的传统生产力到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的转换，我国就不能使国民经济迅速、稳定地增长，长期困扰着我国、使我国亿万人民群众深受其苦的贫穷与落后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迅速地提高，作为成熟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的普遍富裕就不能形成。物质技术基础的薄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将因缺乏坚强的物质载体，而难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难以发挥。可见，我国在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人们必须要更加将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转到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上来。

我国在“左”的路线下流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实现社会主义单纯地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视和贬低发展生产力和建造充分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意义，提倡不仅在所有制的改造实现以前，而且在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作重点都是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人们不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要受物质生产力的约束和制约，人们认为在很低的、十分落后的物质基础之上不仅可以而且还将更容易、更顺利地建立十分先进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这就是所谓的“穷过渡”。我国在1955年农村初级社建立以后，人们不是致力于农村物质技术条件的改造与充实，而是进一步继续变革生产关系，采取了一哄而起的方式和一刀切的办法，在1956年一举实现了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左”倾路线使这种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愈演愈烈，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变本加厉地推行所有制的超前变革。殊不知，这种生产关系不断变革论乃是人们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且，即使是那些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固有内涵的东西，如果缺乏物质条件，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而绝不是可以在当前加以实行的。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它将如何变革和变革的幅度，必须受生产力现状的约束，而决不能“超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级形式固然很美好，但是它不可能在落后的物质基础上产生，强制地拔苗助长，它只能使生产关系扭曲化——例如把公有制变成落后的铁饭碗制度，把按劳分配变成落后的平均主义制度，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破坏作用。因而，如果人们真正热心于促使初级的社会主义更早地转变为高级的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就不能热衷于去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而却应该严格地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在发展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上狠下功夫。

以上论述，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发达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奠定在高度的、现代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则是以社会主义的充分的物质基础尚未形成为特征，因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和创新，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依托的坚强物质载体，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