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职能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对共同经济生活的组织与调节，可以追溯到国家产生以前。在氏族公社末期，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性有所发展的条件下，氏族机构就已经开始了承担某些经济生活的调节与管理的职能。这种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与调节，在古代东方村社的社会生活中亦已表现出来。马克思说：在印度公社中除了“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3]。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古代亚细亚各公社已经有个社会机构。它既履行某些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又承担经济管理（分配灌溉用水，组织劳动分工）和提供经济服务（提供气象信息服务、农具修理服务等），承担文化宗教管理（教育儿童）等职能。在这里，尽管真正的国家尚未完全形成，但已经可以看见复杂的社会化经济生活中的政府机构发挥经济职能（以及文化职能）和把经济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的雏形。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在古代东方国家有较为鲜明的表现。古代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早期经济的发展与河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河流的冲积区域以及水力灌溉成为较高的农业生产力和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的自然基础。东方国家很早就承担了修筑、维护与管理、使用水利设施的经济职能。“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4]“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5]“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6]我国自战国以来，政府机构也承担了兴修水利的职能，如魏国有魏文侯时西门豹的水利工程，秦始皇时有郑国渠的修建，而秦太守李冰时期政府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经济职能的活的化石。在中国的古代和中古社会，维持与开拓水利灌溉和实行其他的“劝农”措施，一直是封建重农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指出：“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7]如果说，政府机构最早的经济管理职能表现在对公共工程的管理中，那么，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对市场商业活动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干预与调节，就成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新内容。由于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机制会带来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并由此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中国古代与中古社会经常有谷贱伤农的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不仅用囤积居奇、抬高市价、高利盘剥等手段来剥削农民，严重地削弱和侵蚀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基础的农民经济，而且也侵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消费利益。因此，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国家，政府往往要采取某种在一定范围内管理与调节商品经济的措施。例如，很早以来中国的政府就曾采取：（1）确立国家铸币权和由政府管理货币流通；（2）实行盐铁国营，以抑制商人的财产积累和土地兼并；（3）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如两汉的平准、均输）以平抑物价；（4）限制商业资本家的高利贷活动。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将商品经济约束于不损害封建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以保证地主制经济机体的正常运行和巩固封建所有制。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政府机构发挥其管理与干预商品经济职能的最早表现。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的孤立性、劳动手段的个人性和生产单位之间的隔绝性，生产者共同的经济条件尚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因而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不发达的，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性质，使商品经济主要限制在城市经济范围内，它还不可能破坏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因而封建社会的政府对市场商业活动的管理职能是较为简单的，它被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政府经济职能的增强，是资本主义经济诞生期的现象。在原始积累时期，以国家的暴力为基础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在加速资本的早期积累和雇佣劳动者的形成中，曾经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8]

国家的经济作用和管理职能，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除了那些实行保护贸易的国家——国家要通过制定保护关税率和津贴工业品出口——政府要发挥其保护初生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职能而外，一般说来，实力增强了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要求不受国家干预而自由活动，而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则意味着私人（包括资本家）税收负担的增长，这是与资本家对利润的私人占有相矛盾的。因此，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较少干预经济，政府基本上不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机构的经济职能被限制在维持和保证市场机制自由地发生作用的条件上。例如，确定与维护企业的法人地位，维护私人所有权，保证经营合同和各种契约的实行，颁布有关商品标准化、商标等的法令，对商品掺假和欺诈等现象课以罚金，以维护自由贸易的秩序，等等。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条，亚当·斯密就宣扬一个无须政府干预而依靠价值规律自发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地运转和形成尽善尽美的资本主义秩序。他说：资产者“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一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9]社会流行的观念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资产阶级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化，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而依靠政府机构大规模地干预经济，也就是通过经济外的即上层建筑的国家力量，来对处在尖锐矛盾中的一蹶不振的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实行“输血”“打气”，刺激和推动它再一次高涨。(www.xing528.com)

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是当代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重要内容。自从30年代大萧条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稳定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这主要是采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一是财政、税收和政府支出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国家财政作为经济调节器而发挥作用，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税收仅仅是用来维护国家机器、城市公用事业，而在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历史条件下，财政税收成为了重要的经济调节器，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强化税收职能，采用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政府开支来撑持市场，刺激经济，维护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二是货币供应和信贷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资产阶级政府通过货币政策，例如通过中央银行的各种活动（货币发行、贴现率的制定、公开市场政策等）来调节货币流通和信用、控制和调节币值，由此来影响投资和储蓄、进出口状况，从而刺激或是抑制经济的增长。总之，通过各种经济调节杠杆，来对宏观经济（国民生产总值、总就业、价格水平、工资水平、进出口状况等）进行调节与控制，已成为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主要内容。

政府不仅进行宏观经济的调节，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和管理。如对某些产品实行固定价格，对某些生产资料实行限额。自从30年代大萧条以来，在农业生产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激减的条件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对谷物生产实行规定限额的奖惩政策。这种对农业领域的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战后在西欧国家也曾实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对某些不景气的生产部门实行国有化。当代资本主义政府机构的经济职能已经超越了保证私人企业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的共同经济条件的范围，经济的不稳定和空前严重的危机，迫使政府对多方面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间接的调控和直接的干预，从而使政府机构的经济管理职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支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杠杆。

当代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作用，还表现在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为当代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生产活动创设条件上。（1）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需要有各种基础设施，如信息设施（电话、电报）、交通设施（高速公路、地铁、机场、车站）、下水道和其他民用设施等。这种作为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共同条件的发达的基础设施，有必要由政府来加以规划、协调与管理。（2）控制和消除公害、排除污染、环境保护等涉及生产利益和居民共同利益的事业，要由政府来推动、组织和兴办。（3）科学技术这种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由于它涉及整个社会的教育与科技水平的提高，涉及各个企业科学研究单位的协同劳动，从而需要由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来规划、组织和配套，而且由于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原子能、计算机技术、宇宙航行、遗传工程等的研究和应用于生产，必须有极其庞大的现代化实验手段，需要巨额资金支出，从而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4）用以形成熟练劳动力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的庞大队伍的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由政府来统一安排与组织。（5）现代化的文化体育活动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与组织，如野生动物园、自然保护区、旅游区的开辟等，都有必要借助政府的力量。

在生产社会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生产所必要的共同物质技术条件和共同精神条件（科学与文化教育）进一步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条件的形成，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经济职能的一项内容。

基于以上所作的历史的简要考察，历史上的国家尽管在本质上是暴力镇压机器，但它总是兼有经济管理的特性，经济管理职能从来是政府机构职能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国家这一暴力机关还要代行为任何发达的社会生产所不可少的经济管理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向更高梯级发展，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共同条件在内容上也将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政府机构的经济职能就有强化的趋势，这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