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商证券市场全面沦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进占租界，从此以后，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整个上海即处在日伪的统治之下。但是，上海的证券市场并未因此而沉寂，相反，以华股为主的股票交易活动异常活跃，使得日伪时期的上海证券市场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发达。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由于日伪政府明令禁止公债、外股交易，同时其他投机市场也因环境关系而渐次停顿，只有华股被允许交易，新兴的华商股票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部分游资亦群趋华股。据调查，1942年春，经营华股的同业，不过永昌、福兴、福康、中国、中国股票推进会等10余家，然而，到当年底，股票公司已发展达146家之多，^[104]可谓十分迅猛。这140余家股票公司的组织，既有股份有限公司，也有合伙营业与独资经营。资本总额最高为伪币100万元，最低为5万元，其中以10万、15万及20万元居多数。业务方面以代客买卖为主，同业间交易居次。而这纷纷成立的100余家股票公司，因没有固定的集中市场，所以行情各家各开，而几家规模较大的同业则互相装置对讲电话，其中以永昌股票公司为最盛，其次是中国股票公司、裕兴证券号。永昌股票公司有对讲电话100余部，并办有专门报道华股消息的《华股日报》，其行情足以左右整个华股动向，俨然成为华股交易的中心市场。随着股票公司的风起云涌，而股票筹码仅数十种，形成供不敷求，于是新股票应环境之需，接踵上市流通起来，8月以后，新股上市，每星期必有，盛况空前。据统计该年仅通过永昌股票公司发行上市的新股就有53家，分别是纺织业18家、新药业3家、印刷造纸业6家、饮食品业4家、化妆品业1家、化学业1家、地产业2家、交通业6家，其他12家。^[105]纵观这一时期的华股交易，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没有固定集中的市场，各家自开行市。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公司虽设有专线，互通消息，然其市价仍是各不相同，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只股票，各家公司根据供求状况，自行涨落，行情大相径庭，常有甲家成交价格，与乙家相去悬殊。

第二，上市新股毫无标准。股票商与厂商联手翻云覆雨使新股纷纷上市，致使许多内容空虚的股票，也登场交易，筹码急剧膨胀，投资者昧于选择，“空头股票”给投资者带来极大损失。

第三，投机之风大盛。新股票上市前，上市公司以极低价让若干股与有关系的股票公司，股票公司俟上市后再以高价卖出。股票交易中，照当时交易手续，第一日之成交，必须于第二日上午办理交割，投机者利用成交至交割间的时间空隙进行投机，予以买回或转卖，博取差益。

第四，每日股票成交的数目，因为股票公司各自为政，根本无法统计。据永昌等交易繁盛的股票公司平均每日成交在伪中储券200万元以上，而推知当时全上海的华股交易额，估计在伪中储券5千万元左右。^[106](www.xing528.com)

正是因为1942年华商股票公司在加速发展中流弊不断，既没有正式的市场，同业又无业规，组织上更没有统一的系统，致使上海华商证券市场极端混乱，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

1942年8月26日，汪伪政权公布《买卖华商股票规则》，开始管制股票交易，1943年2～3月在日军操纵下的工部局与法租界也采取相应的措施，配合汪伪政府对华商股票市场的取缔。在日伪政府及租界当局的严厉打击下，紊乱的华股市场开始收敛，股票商们不得不向伪政府进行登记，据统计，1943年3～6月底止陆续向伪上海市经济局申请注册的股票公司共267家，5月19日，首批获准注册的永昌等15家股票公司正式复业，到5月底止，经伪上海市经济局审核合格颁发注册执照者共计35家，其余已申请而未核准之股票业商232家。^[107]

当汪伪政权在日本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策划下，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通过发行储备券，基本上控制了上海金融市场后，青木认为恢复证券交易所可疏导游资，又向汪伪政府提出恢复上海战争中停业的各业交易所问题，最初由上海流氓潘三省勾结日本浪人准备设立汪日合办的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同意，日本浪人也得到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事务所负责人崛内干城公使的支持，一面由潘三省出面向伪政权申请注册，一面在上海中日文报纸上公开募集经纪人，然而，因中国《交易所法》明确规定交易所股份不准外国人参加，如果批准汪日合办的交易所必须先通过伪立法院修改《交易所法》，如此颇费周折，不如将旧交易所恢复营业较为省事。于是，在青木的支持下，周佛海、梅思平不得不批驳了潘三省的申请，同意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张慰如、总经理沈长庚出面恢复营业。^[108]1943年7月，汪伪政府下令同意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复业”，伪财政部与实业部会同命令伪上海市政府废止《取缔上海股票业商买卖华商公司股票暂行规则》及其施行细则。

1943年7月24日，根据汪伪政府实业部与财政部的命令，伪华商证券交易所在香港路银行公会俱乐部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363人，会议商讨了修改章程、增加资本、补选人员及复业各项事宜。^[109]同时，还修正通过《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地址设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资本总额伪中储券200万元，9月29日，举行“复业典礼”。11月8日，正式开拍华股。“复业”后的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其理监事名单如下：理事长：张文焕，常务理事：沈长庚，理事：吴震修、杜镛、邹驾白、袁崧潘、钱永铭、周守良、郑筱丹、吴蕴斋、叶扶霄、瞿季刚、邵树华、李思浩、陈子培。监察：孔颂馨、王本滋、彭杏生。内部组织，分总务、业务、审计三处，总务处长：张长春，业务处长：先为邹驾白，后为章叔淳，审计处长：王海帆。总务处下设文书、事务、房产、人事四科，业务处下设出纳、会计、场务、计算四科。审计处下设编审、统计二科。

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参加开拍者有146家经纪人及代理人，开拍股票共有108种。^[110]此后，成交数量，逐月增加。上市股票不断增多，据统计到1945年8月18日，该所解散止，上市股票共计199家，虽家数众多，但经常成交的不过80～90种，而有大量成交的所谓“热门股”，则不过10家而已，十分之七八是投机性股票。除上市股票外，大量不上市股票，依然在各股票公司间自相交易。^[111]另外，尽管伪证券交易所制定了涨跌停板制度，但在股票交易中却常常不受此限，股票的狂涨狂跌仍然无法遏制，如1945年4月6日有95种股票“涨停板”，15日更是全面“涨停板”，且有照停板行情另再加价成交的。为了遏制这股涨风，4月17日，汪伪政府宣布停止“便交”。然而，由于军事局势逐渐明朗，日本战败已成定局，金融市场上的股票行市猛腾猛跳。此后，汪伪财政当局又设法以发行金证券方式来抽紧银根，但也只能使股票市价处于暂时的徘徊状态，而股市的猛烈涨风无法改变。这种涨风持续了三个月，直到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突然由一片吸进转而为一片抛出，这正是人们在战争结束之际，无法逆料未来局势和政策的变化、处于迷惘状态下的心理反应。8月17日，交易所开盘后，在199种股票中只有两种成交，这一天，也就成为沦陷时期复业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最后一场交易。^[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