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建立前景

西方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一般是先有发达的公债交易，然后才有发达的股票交易。然而，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特殊，最早的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却是从股票开始的，且是由洋商舶来的。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外国股票的相继入侵，上海出现了交易洋商股票的场所。19世纪50～60年代，那些在上海设立的外国洋行及外国航运企业、保险企业已大多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西商证券交易在上海开始活跃，股票交易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成为普遍现象，上海较早的华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1年开始就设置了股票行情表，在1871年3月的行情表中，所列洋行股票计有汇丰银行旧股、新股，旗昌轮船公司旧股、新股等20多种。这些股票市价涨跌不一，变化较大，说明当时上海洋股交易非常频繁。^[1]其间，华商也介入到西商证券交易中，但参与交易的人数不多，而且多半是由上海的买办、茶商、古董商等兼营，所交易的都是“洋股”。

中国自己的有价证券，就股票而言，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官督商办的企业，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的股份制企业，实为华股之滥觞。其后，开平煤矿（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荆门煤铁矿（1879年）、鹤峰铜矿（1881年）、平泉铜矿（1881年）等官督商办企业陆续成立。这些企业均将募股集资的重心放在上海，它们发行的股票亦渐成市面交易的对象。经过短暂的发展，至1882年上海华股市场渐达阶段性的繁荣。上海华股市场在十年中，其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上海早期的洋股市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早期洋股在上海的发行、交易为华股的发行、交易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随着晚清政府兴办民用企业计划的实施，早期设立的股份制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取得的较好经营业绩以及对股东的良好回报，鼓舞了公众对公司股票的极大投资热情，促使了华股市场的发展。“人见轮船招商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斯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2]

正是由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股票交易市场的发展，清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1882年10月24日）在上海诞生了类似于以后证券交易所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股票买卖手续，凡买进卖出，都由该公司给予发票一纸，三个月后，凭发票到公司扣还回佣十成之二，所买股票的名称、价格都通过合同议定，如期履行，不得毁约。当时的股票交易，不单对于股票行市有严密的议定，就是对于佣金，也有规定。^[3]可见，该公司议决各种华资股票，并悬牌公布市价，成为上海最早公开买卖华商股票的机构（该公司营业不到一年，即在1883年金融风潮的冲击下倒闭了。）(www.xing528.com)

1883年冬，上海爆发金融风潮，这次风潮也给新兴的华商股票市场以极大打击。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上海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国新式厂矿的集股活动，除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规模较大，已卓有成效地投入生产和经营之外，其余各矿均是各省兴办的中小型企业，它们还处于筹备阶段，技术是否有把握，利润是否有保障，均难预料，但它们发行的股票却在上海被人们争相购买，市价哄抬大大超过面额。而且，购买这些股票的人，并非全是自己的货币积累，很多是靠向钱庄借贷购买，当金融风潮兴起，钱庄大批倒闭，银根极紧，贷出者催讨欠款，借款购股者就只得向市场抛售股票，开始时，削价出售尚有买主，可后来股票抛售者越来越多，低价出售也无买主，甚至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的股票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办的中小型厂矿的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形同废纸。这次风潮使股票持有者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的集股筹资活动难以继续开展，直到1893年，一般商人一听到“纠股集资”四字，仍“无不掩耳而走”。^[4]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出现投资设厂热潮，又有民族工商企业如：裕源纱厂、大生纱厂、商务印书馆、江浙铁路公司等的股票进入市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重议创办交易所，预定组织仿照日本取引所办法，因清政府未加提倡，而商人们对于交易所均视为无足轻重，致使议未果行。其后，随着华商股份有限公司的不断出现，股票受让行为增多，交易日盛，上海买办王一亭、郁屏翰发起，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司，称为“公平易”。不久又有买办孙静山等发起，在九江路渭水坊开办“信通公司”，为华商经营股票最早的公司。此时，上海也出现了本国股票掮客，他们大都另营他业，如茶商、钱商、皮货商等，仅以证券买卖为副业，此类掮客，为数不多，通常以茶会形式进行交易，每日午前假座茶馆聚会，洽谈股票交易，由此形成松散的股票掮客组织，宣统二年（1910年）茶会设在南京路的“惠芳茶楼”，1913年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口（今湖北路口）。^[5]

1914年，上述这些交易组织，在原信通公司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公会成立时，会员仅12～13家，此后数年间，渐增至60余家。以九江路渭水坊为会所，并附设证券买卖市场。其制度形式，仍沿袭茶会旧制。但各项设备与规模渐具，集合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佣金有一定数额，^[6]该公会交易的股票有招商局、中华书局、大生一厂、大生三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冶萍、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20种，后又增加交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股票。1913～1914年间，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上市，公会成立后开始兼营，先后做了民国元年、民国三年、民国四年、民国五年公债和金融公债等。随着股票商业公会业务的蒸蒸日上，会员获利颇多，原以股票为副业的会员纷纷转而以股票为主业，并且在各自店前挂牌设立股票公司，在上海的福建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举目皆是，蔚为大观，形成热闹的华商股票市场。^[7]可见，“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本质上已经具备华商证券交易所的雏形，直到1920年以前，它一直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的活动中心。

总之，晚清时期，在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是单一企业股票，因为清政府虽然也曾举借过几次内债——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昭信股票”与宣统三年（1911年）的“爱国”公债等，然而这些公债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发行。由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也不具备发行公债证券的近代金融机关，无论发行者和承购者，都没有把公债看成是一种债权关系。所以，这些所谓的“公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公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实质上是变相的封建输纳、报效朝廷。各级地方官又借题勒索、贪污，前两次“公债”推行不久即怨声载道，清政府被迫草草收兵“一律饬停”了，而最后的“爱国”公债更是短命。不要说公债发行无几，即使持有“印票”的人，也决不敢冒“亵渎圣上”的危险拿到市场上来买卖，所以，这些公债“在市场上从没有见过”。由此可见，清末的内国公债，与上海证券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上海华商证券交易的早期主要与中国产业资本发生关系，股份公司的增加促进了证券交易的发展，而证券交易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它使股份公司募集资本变得相对容易一些，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及20世纪初期，是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相对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发展较好的时期，二者的发展是一致的。1910年11月2日，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呼吁为促进中国的实业发展，应建立“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作为企业股票转买转卖的枢纽，^[8]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反映。民国以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公债的发行以及民国元年、三年、四年公债的陆续问世，1913～1914年前后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上开始出现了政府公债的交易，并与企业股票共同成为了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有价证券交易品种。但是，在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上海的华商证券交易仅处于萌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