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做蛋糕与切蛋糕的效率与公平？

如何有效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长期困扰人类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有人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形象化地比喻为一个制作大蛋糕的过程，其中两个关键步骤一个是做蛋糕，一个是切蛋糕，分别意指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和分配。效率研究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即尽可能地多创造财富，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需要。公平研究的是如何把蛋糕分均，让人们都平等地享受社会生产的产品。

效率与公平都是人类终极所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发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像鱼与熊掌一样，二者不可兼得。效率与公平常常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为得到更多公平，往往要牺牲一部分效率；反之亦然。

我们打小就听过狐狸分饼这个古老故事：两只笨熊得到一块饼，一人一半，但都觉得对方的比自己的大，分得不公平。正好被狡猾的狐狸遇到了，狐狸就说帮它们俩分得公平点，结果左咬一口右咬一口，等两只笨熊反应过来的时候，饼只剩下一点点了。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取舍中，政策倾向公平，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就可能如同故事中的那块饼一样，反而变小了。比方说，为了追求公平，国家要征税来贴补穷人，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们的收入不少进了国库，他们投资赚钱的动力和积极性自然减弱，蛋糕变小了；另一方面征税也影响穷人。一个失业工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的新工作，但发现工资不高，只够勉强糊口，这时个人还失去了政府的补贴。两相权衡，他干脆不再找工作，坐等吃国家救济，蛋糕因此再次变小。可以说，公平与效率的取舍，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两难抉择，经常是按下葫芦又起瓢，找不到合适的黄金分割点，不同的环境下，人们的取舍侧重不同。

对于两者的关系一般认为，由于制作蛋糕的各种资源具有稀缺性或有限性，一个社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不浪费每一种资源，将每一种资源以最合理的方式搭配利用起来，使其联合生产能力达到最大。要知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使自己生活得更舒适更美好。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是资源使用效率，即以一定的投入创造出最大的产出。如何将蛋糕做得最大最好，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保证。只有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大家才能分得一份较大的蛋糕；同时也只有将做好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才会以更大的积极性去做大蛋糕。

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我们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是经过反复探索并逐步走向成熟，其间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推崇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理念，结果是全民都吃大锅饭，既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也损害了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节二者关系的指导思想也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否定平均，强调效率，转为后来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转到“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不断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新时代的共同富裕，着力点落在生产力发达、社会物质产品丰富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成就惠及人民，将“蛋糕做大”的同时重点将“蛋糕切好、分好”。实践表明，在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使之与不断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快速的发展，两者实现了互动的良性循环。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首先是把蛋糕做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为了把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发展当作第一要务，极大地促进了全国乃至各地区的经济发展。2020年，我国GDP总量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7%左右。

成绩固然可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做的蛋糕已经很大了，可以就此满足了。我们的家底虽不薄，但用14亿人口总数一除，人均GDP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我国现今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看，我国还不够富裕，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还比较大。这也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为手段，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把蛋糕做得再大再好一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话说回来，放手让人们去追求财富，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对财富进行配置调整。对公平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积淀心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的根源都是社会的极端不公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古诗句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写照。而大多农民起义也都以“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旗号为感召，发动劳苦大众推翻旧朝代，去追求理想中的公平社会。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它重视效率的增长；但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它又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既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加剧老百姓的心理失衡程度，进而容易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只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还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加快，一些低端的传统产业受影响较大，这些产业里的职工和农民工群体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都有待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在再分配领域收入和支出方面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www.xing528.com)

当我们为城市的繁华而欢欣鼓舞时，别忘了还有大量的农村仍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当有人出国旅游一掷千金时，也不能忘了还有很多人生活在低收入的边缘，尤其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贫富差距大依然是我国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旧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有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低收入群体不“掉队”，才能让中国行稳致远。

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实践中艰辛探索，努力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现今已经是思路清，方向明，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通过三次分配的框架设计，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不断把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分配制度总体设想中，初次分配主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不直接干预。在初次分配中，坚持以鼓励提高效率、创造财富为主，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重在激发投资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次分配实质上是对一次分配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一次分配失灵的纠正。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是对收入差距丧失了调节的能力。当收入分配水平比较高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切好蛋糕比做好蛋糕显得更加重要。此时就要加大社会再分配调节力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政府通过不同的税制结构和税率调整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其中，以收入税、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具有最强的效果，可以更好地发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西方社会，有一句话很流行：“人一生有两件事难以逃避，就是死和税。”对居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手段，也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手段。个人所得税主要通过累进所得税制来缩小收入差距。累进税制是根据收入的多少确定税率，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对居民财产征税则包括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不动产税等，这类税收具有简便易行、不易转嫁、收入稳定、促进财产转化为生产资源、矫正社会行为等优点。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调节的分配政策，还需要政府通过各类公共支出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特别是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以及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减贫的直接转移支付，有利于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这些年我国先后实行的城乡低保、医疗保险、增加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对贫困家庭子女实行教育救助、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牧区危旧房改建以及限制和降低一些国企和行业管理人员薪酬，这些行为都属于二次分配。

2015年12月23日，青海省果芒村与长江村合闸通电，这是全国最后一个通电的乡村。长江村的海拔在4200米以上，人烟稀少，除了中国，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或企业愿意给这样的地方通电，因为从投入产出比去衡量，回报率极低，恐怕一百年都收不回成本。但是类似这样不计成本的事情我国做了很多很多，我国不仅实现了全民通电，而且在90%以上的农村实现了村村通路、通网络，几亿贫困人群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吃饭、穿衣不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教育有保障。为什么将大量资源配置到效率非常低的偏远山村？这是出于公平有时比效率更重要的大局考虑，和谐与稳定能够形成强大的全民凝聚力，保障经济增长更有效率的实现。

此外，还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第三次分配是指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体现的是社会成员的更高精神追求。关爱弱势群体，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社会公众的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各类基金会中的捐赠占比不断提高，网络捐赠、社交平台捐赠和众筹等形式多样的志愿公益慈善行为越发普遍，这充分说明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已经具备规模运行的客观基础，并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得到全方位检验。

2020年，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巨任务，全国慈善组织以最快速度、最大热情投入到举国抗疫的行动中去，成为这场人民战争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疫情最为严重的上半年，全国各级慈善组织共接受社会各界专项捐款近400亿元，抗疫急需物资近11亿件，捐赠款物价值接近各级财政抗疫资金总投入的四分之一，充分彰显了慈善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