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明晰：避免公地悲剧

在很久以前，有一片没有围栏界桩、水草肥美的牧场，附近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这个牧场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而放养的畜群是个人私有，从每个村民多赚钱的角度来想，多放牧一头牛羊的好处属于他自己，而牧场因退化而带来的坏处是由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的收益大于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都尽可能地多放牧牛羊。但由于牧场土地面积以及牧草生长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都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随着牛羊数量一头又一头地无节制增加，牧场最终因过度超载而沦为了不毛之地，这就是经济学里经常举例用的“公地悲剧”。

经济学家通过这个例子推断出公共资源的命运：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清晰的产权形式，公共资源必然毁灭于人们的滥用中。这里所讲的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自然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企业组织所拥有；二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典型的公共资源包括了河流、森林、湖泊、地下水资源、渔业资源、农业灌溉、牧区和空气等等。一般来说，公共资源如果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的话，大家都会激发出“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想法，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最终出现“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的尴尬结局，个人所获取的短暂收益要集体来为之买单。

公地悲剧中最让人痛心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低效、失效，还表现在当事人都明白公共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却都抱着“多捞一把是一把”的态度，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放任悲剧上演，坐视事态恶化而无动于衷。

举目望去，公地悲剧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孤立个案，相反比比皆是：被个人物品塞得满满的楼道、公厕里迅速消耗的卫生纸、街面上横七竖八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等。要论当今世界最大、最显眼的公地悲剧，则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自英伦半岛上蒸汽轮机的第一次轰鸣拉开工业革命的历史大幕以来，人类活动的边界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拓展。森林、草地、湿地……所有重要的自然生态里都有了人类的痕迹，全球75%的土地被人类改变。砍伐、开发、种植、放牧……人类穷尽自己的智慧向自然界索取，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今天，每一个普通人已能切身地感受到环境不断恶化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及温室效应；水土流失和不断恶化的土地盐碱化、衰退化和沙漠化；令人担忧的生物种类、数量的减少乃至枯竭……

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无论你是权高位重，还是腰缠万贯，或是平头百姓，大家都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美好的生态环境人人都渴望拥有，但在环境中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因此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很难在这里见到。人们明知环境重要却往往不珍惜，更有生产者肆意地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转移到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上。例如对清洁空气的无偿共享导致空气被严重污染；对河流的公共所有导致企业向其中排放污水；对森林资源的共享导致林木被乱砍乱伐；对渔类资源的共享则助长了滥捕滥捞的行为。而且，上述一切行为还正处在“现在进行时”当中，人类正在大肆挥霍着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不遗余力地试图去改造世界为我所用。但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的索取，最终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一条铁律。

2019年我国农业部正式发出通告，宣布从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是全球七大生物多样性丰富河流之一，鱼类繁多，资源丰富，为什么要在这片水域全面禁止捕鱼，而且时限这么长？原因就在于在过去几十年快速、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长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己之私，开始采取“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在长江竭泽而渔，最终形成“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所以实行最严格的禁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就是让长江母亲河休养生息，尽快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为子孙后代留下永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联合国环境方案》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告诫世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其意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多消费了不可再生资源，子孙后代就得少消费，甚至于无可消费。目前人类社会对资源的需求呈螺旋式上升，其增长速度已经超出了地球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同时与人口、资源相联系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成本的增加，全球经济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加速对它赖以发展的基础进行破坏。如果我们想解决环境危机，提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水平，就必须设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否则在大自然的暴怒面前，人类所有的力量都显得不堪一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此话在公地悲剧中不幸地言中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公地资源不是个人拥有，这使得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个人在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发展变为不可持续。用一句话概括，公地是没主儿的，整个公地产权流于“人人所有，人人没有”“谁都应负责任，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https://www.xing528.com)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而家畜却是越放养越多？难道是家畜的繁殖能力比野生的要强吗？自然不是。森林里的野兔是没有产权的，谁打到兔子就是谁的。于是猎人们争先恐后地打野兔子，欲除之而后快，而不会考虑留着慢慢打，因为就算他不打其他的猎人也会打。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野兔子被打光，猎人们一无所获。而农场里的兔子却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如果有猎人要打这些兔子，农场主会跟他们拼命，因为农场兔子是有产权的，它们归属于农场主。

所以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不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人们就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收益，那么，他必然会“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只作最少次博弈的打算。当产权明晰且能得到明确保护从而为人们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收入时，财产所有者才不会选择那些缺乏远见的短视行为，而会考虑到长远收益。

因此避免公地悲剧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政府尽可能地使资源的产权明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不把牧场作为公有财产，而把牧场作为私有财产分给每一个牧羊人，告之过度放养导致牧场荒芜，后果将自己承担，让他们对羊和牧场都要负责。明晰的产权，能让牧羊人稳住性子，规划投入，耐心等待更高的收益，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采取竭泽而渔的短视方法。

明晰的产权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人口，同样的生产工具，1978年食不果腹，1979年家家有余粮，生产出的粮食是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一年之间，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因为一件事：分田到户，把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就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因而迸发出极大的干劲和热情。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真实故事，这就是产权的力量。

当然，出于各种原因，直接把许多公共资源的产权明确到个人头上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显然不能规定清洁的空气归谁所有。当产权难以明确到个人头上时，政府可以使用征税的方法来增加企业或个人使用该资源的成本，使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一致。也可以采取发放许可证、直接规定污染的排放量、渔船的捕捞量等办法来控制公有资源的使用量。比如前面所说的公地悲剧棘手问题，除了拍卖牧场、土地，归于私人所有的方法外，经济学上的解决办法还有：对羊征税，谁进牧场的羊数量多，征的税也就多，从而把外部性内在化；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科学测算出牧场最适合放养量，这个量能够保证牧场在允许放牧的同时不伤筋动骨，然后根据价格高低对外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总之进场总量不能超过最适合放养量；政府发布规定禁止特定牧场区域放牧；等等。

解决公地悲剧，还要注重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多采用有利于减缓公地悲剧发生的先进技术和替代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般来说，对公地产品开采、使用的相关技术也肯定是水涨船高。例如，我们可以多开发利用一些新能源来减缓对原始森林、石油、天然气的过度开采。在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只能通过开采和使用公地产品以谋生，比如砍伐森林开荒种地，围猎捕食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因此，可以通过给当地输送现代文明，传授现代技术，让他们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拥有更多选择、更高水平的谋生渠道，来减少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

美国经济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著名案例——铁丝网的发明造就了美国西部的繁荣。19世纪中叶，随着领土的扩张和兼并，美国社会出现了移民热潮，由于移民和西进，大草原上的人口、牧场越来越多。各个牧场属于不同的牧场主，但牧场之间没有牢靠的栅栏将它们彼此隔开，偷盗牛羊的事件屡屡发生，越界放牧更是家常便饭。哪里的牧草好，哪里就成为免费的公用牧场，由于没有建设和保护，只有掠夺性的利用，适宜放牧的草场越来越萎缩。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初牧场主试图使用木料做的栅栏来进行划界，但是大草原上原本就缺少做栅栏的木料，只能依靠火车把木料从远方运来，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是牧场主所无法承受的，划界一事只能“有心无力”地暂时搁置。一直到了1867年铁丝网的发明，事情才出现转机，用铁丝网做成的阻拦畜群的栅栏更加牢靠，而且制作简单、成本低廉。于是牧场主们开始纷纷采用铁丝网把自己的牧场和他人的牧场区分开来，这样，产权得以清晰划分，公用牧场滥用一事渐告终结，美国西部边疆的开拓才得以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