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近10%左右的稳定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 47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2 428亿美元,目前已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国际上誉为“增长的奇迹”。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资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据估计,中国因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为每年1 000亿美元,约占GDP的5.8%(World Bank,2007)。同时,目前80%的环境污染来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日益引起政府、企业和公众的高度重视。
中国环境意识的提高,其标志之一是国家对环境政策的重视和环保机构的设置。20世纪80年代,中国设立了环保机构。1987年,国家环境保护局获得了独立的行政权,成为国务院直属行政机构;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成立并上升为正部级,同时地方县级以上政府都设有环保局;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其职能范围也相应扩展,标志着环保工作进入国家政治经济主干线。另一重要标志则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环境支出总量由政府的环境支出和企业的环境支出两部分组成(陆旸、郭路,2008)。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5%投入了污染控制项目,其中大部分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及减轻工业污染。尽管这一比例不断增加,但主要是由于各级政府在不断加大环保投入,而国内上市公司的环境支出整体上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企业的环境支出,从其表现形式上而言,主要分为日常性、预防性和补偿性支出。日常性支出主要是企业日常缴纳的排污费、环境税等;预防性支出主要是环保设备的购买和运行维护费用;补偿性支出主要是企业超标排放或污染事故的罚款、赔偿。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投资者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环保信息,环保绩效也开始影响投资决策。特别是,当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仅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使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迅速对肇事企业作出负面反应,而且,重大环境事故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罚款、赔偿、诉讼事件等大额补偿性支出,这会在事故发生后较长时间内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国际上来看,最典型的事例当属英国石油公司(BP)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它使得BP除了需要支付112亿美元的清理油污费用之外,还面临一系列庞大的诉讼,以及近200亿美元的罚单。事故发生之后2个月内,BP股价下跌约50%,市值缩水近千亿美元。从国内来看,近两年来受到关注程度最高、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则是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渗漏造成的汀江水污染事故。(www.xing528.com)
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会对污染企业做出负面反应(Cormier et al.,1993;Dasgupta et al.,2001),企业在事件期获得负的累积超额收益(CAR)。然而,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事件研究法测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对公司股票业绩的影响,鲜有文献对不同类型负面环境事件(如环境污染事故、政府处罚、环保诉讼等)的市场反应进行分类探讨。同时,尽管已有文献证实了环境诉讼事件对上市公司市值的负面影响(Muoghalu et al.,1990;Lanoie and Laplante,1994),目前尚未有研究涉及前后关联的不同严重程度、不同类型的环境事件对同一企业的影响。此外,由于研究样本的限制,现有文献也没有对不同市场如何对同一环境事件作出反应提供经验证据。此次紫金矿业汀江污染事故以其事件进展和公司本身的特殊性,为我们探索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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