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水平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当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程度较低，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产业自身发展不足的先天原因，也与体制、政策环境的不完善有关。本节试图从以下视角探求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深层原因。

（一）传统的工业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借鉴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在各种资源和要素都比较短缺的情况下，政府依靠权威制定了各种配套政策——如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24]，来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种稀缺资源投放到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中。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助“三位一体”体系来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疑是最优的制度安排。确实在这些政策体系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国有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价格信号的严重扭曲和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手段致使资源配置低效甚至无效，缺乏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发展动力和压力也严重不足，且“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极为普遍，服务外部化或市场化严重不足，市场上的生产性服务交易几乎不存在。

传统的工业发展理念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比如多年来地方政府仍然过度关注和强调制造业发展，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制造业在用地、财政税收、用水用电等方面享有多项优惠措施，这不仅严重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带来统计核算偏差问题——一些企业虽实际上从事提供服务的活动但却登记注册为制造业企业。

（二）市场化程度低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关键因素

通常来看，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变化来调节供需关系的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就是一个集体学习的机制。市场为参与经济的所有主体提供了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和挖掘现有机会并创造新机会的平台。^[25]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市场秩序自发扩展才可能形成一个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是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而所有微观个体自由行动，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则是保证集体学习过程有效的先决条件。

反观我国实际情况，发现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观念和做法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这使得价格体系扭曲，特别是要素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市场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引导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秩序不完善，制造业企业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往往由内部相关部门来供给——以避免过高的搜寻成本和长期合作可能招致的“承包方要挟”，制造业企业将内置的生产性服务外部化动机不强烈，以至于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仍然内置于制造企业内而没有实现有效剥离，进而导致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化需求严重不足。(www.xing528.com)

从全国层面看，长期以来“重制造、轻服务”的传统实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也导致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得生产性服务的市场规模较小，而服务品市场缺乏必要的竞争氛围又使得仅有的生产性服务供给缺乏应有的行业规范和标准，进而导致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效率的提高缺乏必要的市场激励与约束。长期以来生产性服务专业化水平不高、收费不透明以及服务的“缺斤少两”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生产性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也致使制造业母体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自然减少，较小的市场规模或市场容量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引致制造业效率提升的路径受阻。^[26]另外，对市场主体缺乏足够激励和惩戒的市场机制以及市场主体间信任机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性服务的交易效率，这严重抑制了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合理配置、交流合作的机会。总之，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使得要素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致使资源错配或配置低效，同时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又使得产业间良性循环的纽带和渠道发生“梗阻”，抑制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

（三）体制、制度不完善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重要外部原因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事实已经充分显现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具有重大作用。但在中国，长期以来以“三高一低”为主要特征的简单制造业发展迅猛，而以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或制造业中的服务部门却发展迟缓，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中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或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而较快地朝高级化方向演变呢？这可能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不同敏感性有关。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面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因而不会对体制机制产生较强的依赖性，而需要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由于面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由此导致交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大，因而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显然也就比较高。^[27]因为服务交易的对象往往是无形的服务或承诺，多数服务产品属于“信任品”范畴，交易中遇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在体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服务品交易双方对交易收益和风险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服务业特别是基于其他产业中间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可见，如果没有可靠的司法体制和良好的执法环境，就不能给市场主体提供有效的激励或惩罚，诚信的交易环境就无法形成，这也致使市场化的服务交易不能高效率地进行，产业互动融合的机会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秩序不断完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体制制度藩篱不断被清除。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许多有形或无形的体制制度障碍制约着服务业发展，不利于产业间形成互动和融合。如大部分生产性服务部门进入门槛较高、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进入进行严格管制，致使行业垄断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不仅严重抑制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竞争，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动力和压力明显严重不足、服务供给的效率低，同时过多的进入管制和自然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的存在也使得服务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另外，由于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制方面存在严重扭曲现象，如按法律规定有些生产性服务（如审计服务、质量检测服务等）必须从外部外购——政府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定主要目的是为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进而加快生产性服务市场化程度的拓展，但事实上，由于政府缺位或监管不力，该项规定的具体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有些企业仍然不从外部购买类似的生产性服务，而是自我提供。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多发、医药质量安全事故不断等问题频发都与高质量的第三方认证缺乏有关。

目前市场化进程中相关体制制度环境不完善，如司法体制和执法环境不佳、诚信体系的缺失、行政垄断、政府规制扭曲等问题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严重影响到生产性服务市场化或外部化发展，限制其专业化和规模化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被阻滞。所以，通过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的透明性和开放度，逐渐缓解体制和机制不完善对产业发展造成的制约和束缚，鼓励制造业将生产性服务不断外包出去，拓展产业间分工协作的深度和广度，强化产业间的联动效应。

以上主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和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观念、体制机制及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从具体分析我们可厘清限制产业间良性循环的主要原因，这有助于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的最关键原因是中国市场化程度较低，而这本身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体制、制度及政策环境有必然联系。所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