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背景分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其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持续增加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就表现为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中间投入持续增加。作为生产性服务的主要需求对象的制造业部门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各产业部门的广泛渗透不仅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也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互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另外，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的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逐渐制定和实施了“去工业化”举措，这也成为我们重新梳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系的现实背景。

（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拓展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互动融合的最深刻根源

社会分工的深化与专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相伴生，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成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动的最深刻根源和最重要背景。

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市场交往中生产主体之间需要交易的产品或服务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也大大拓展。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许多商品的生产和组织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而伴随着交易种类、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各种交易成本也不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交易的效率。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以及全球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企业资源主要投向能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业务和环节，对提供与企业生产投入相匹配的相关服务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在市场力量的刺激和诱导下生产性服务业便应运而生。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规模化效应逐渐显现出来，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也不断提升，可以为制造业企业及其他行业和部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种类、数量显著增加，而服务的质量和层次也显著提高，显著地降低了这些服务使用单位的生产和运营成本；而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将自身不擅长或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外包出去，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装置成本”，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组织企业的分工，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里，随着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和异质化趋势的增强，企业越来越重视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业化成为企业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的一种战略选择。与此同时，许多制造业企业认识到在新的竞争形势下，企业要想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必须从仅仅提供物品转向提供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的“产品—服务包”，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逐步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市场规模和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日益多样化，而市场的不确定程度加深致使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交错演进、互相促进，企业生产和组织中运用的知识愈加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市场特征的变化也诱导企业或产业组织形式不断变革和调整，制造业生产组织的扁平化、精益化、柔性化、定制化和服务化趋势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交相呼应，在产业互动融合的过程中通过更多地融入创新元素促使自身更高效地抑制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和广泛应用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撑

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领跑整个国民经济，这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以及现代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交汇更加密切，信息产业之外的技术融合进一步扩散也促使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融合进一步加剧。

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信息生产和信息处理工作变成了一种日常事务，并占据了整个世界经济的1/4，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进行着人类信息技术的买卖^[2]。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对各种信息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系统运作的最主要部分。在信息被广泛生产和消费的同时，产业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消解，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产业共生带来的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分化与合作持续增强。因此，信息技术服务的泛化在促使产业链延伸、提高产业整合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原先由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与市场边界构成的固定化产业边界更加模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由“分立”走向“融合”的趋势愈加凸显。

Engelbrecht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地区的集中研究，指出信息服务部门的增长是发达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地区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重要部分。通过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比较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发展有效率的信息服务产业不仅对一些正在进入信息经济的发达地区至关重要，而且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拥有较先进产业结构的地区也非常关键。^[3]Guerrieri和Meliciani指出信息通信技术（ICTs）在提高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产业结构及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但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是许多工业部门再组织或重构的关键因素，而在此过程中制造业组织方式的调整和重构将导致越来越多生产工序被分解，服务贸易的质量不断提升，从而导致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所以，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增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以及增强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https://www.xing528.com)

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将有利于降低产业活动和全部经济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突破产业间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破除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各产业的运行效率，促进产业间的互动和融合。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渗透性、带动性、倍增性和交互性特征的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迅速推广应用，这在有效缓解社会分工产生的信息瓶颈的同时，为推进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趋势并存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现实环境

“去工业化”可以看作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事实”，因为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仅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先后经历了经济的去工业化，而且也有很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地区的巴西、哥伦比亚，印度等）也经历了经济的去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现象，去工业化主要体现为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持续降低。如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占总劳动者就业的比重，从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而在日本，其制造业就业比重从1973年最高值的27%下降到1994年的23%。在欧盟15个国家中，制造业就业比重则从1970年最高值的30%迅速地下降到1994年的20%。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在迅速上升。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去工业化趋势明显。

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成本病”现象以及虚拟经济“体外循环”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美欧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重服务轻制造，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这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直接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又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去工业化”带来的弊端，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和制定“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发展战略。^[4]从学理层面来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工业资本）是创造社会财富（各种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增值的主体。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制造业发展中不仅需要更多优质服务产品的投入，而且制造业本身的技术创新、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也是全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基础，制造业自身的增长率决定着整体经济的增长率。^[5]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交替出现或同时进行体现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不断调整和矫正的过程。一方面，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去工业化是产业结构演进和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又使得制造产品所包含的服务成分不断增加，这就诱导和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增强，使得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过度的服务化又使得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因为除了满足终端服务需求外，许多服务部门具有中间投入的特征，缺乏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支持，这些中间服务部门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因为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的萎缩而失去发展空间，进而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而这又内生出“再工业化”的要求。所以，“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交替或并存本身就凸显了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的产业互补关系，两者的协同演进和良性匹配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基础。

另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不是重新发展已经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低端制造业，而是希望依托科技进步和发挥既有优势来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复苏，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业创新领导者地位，掌握后危机时期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权。^[6]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外包出去的传统制造业价值较低，另一方面受到人工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及发达国家拥有高端服务业等现实的影响，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必然是在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的基础上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先进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控制能力，确保其在全球制造业中“链主”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积极地“去工业化”也有利于引导和鼓励要素向知识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流动，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使用效率，否则任性地去工业化将会重走“早熟工业化”国家的老路或面临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后遇到的发展窘境。

因此，不管是“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都体现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交互外部性和产业高度互补共生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也说明各国正在试图调整和矫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状况。像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是试图通过发展服务经济来驱动和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变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存在的路径依赖，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率。而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则是为了给本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实体产业支撑，提高产业的综合竞争力。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转变都是为了突破过度工业化或过度服务化导致的困境，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共生，寻找经济稳健发展的均衡点。所以，“去工业化”或“再工业化”发展方向的调整构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现实背景。

以上从社会分工深化、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调整三个方面揭示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的深刻原因和现实背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量现实情况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体现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交互外部性，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又依赖于生产性服务品质的提高。^[7]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生产组织成本以及市场交易费用就很难下降，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效应也难以实现；而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的中间需求部门的制造业发展层次、发展路径以及发展模式也决定和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发展层次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在实际经济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协同发展的，只有二者实现了良性匹配才能更好地发挥彼此的外部性效应，进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效率和社会总生产率，促进和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