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主要作为其他产业或行业的“中间投入”进入到生产中,所以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面因素。
(一)工业发展方式限制了工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
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工业发展方式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将会直接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显示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间网络化、模块化分工逐渐成为一种主要分工方式,制造业不断将一部分自身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外包给专业化企业来提供。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办社会”现象有所减少,但是工业发展的传统思维和模式一直不同程度延续着,企业业务外包动力不足,从价值链的前端(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物资供应)到生产过程(生产、加工、装配)再到价值链的后端(营销、售后服务)基本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这不但不利于提高制造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还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因缺乏市场需求的刺激而不能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导致生产性服务市场需求不足。
在工业化进程的前期和中期,制造业企业的业务外包主要以零部件产品的外包为主,而这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对自身的中间需求,而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较少。2007年,中国制造业对农业及矿产资源、制造业自身的中间需求之和达到了84.3%,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仅占9.7%;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对农业及矿产资源、制造业自身的中间需求之和为59.3%,远低于中国的这一指标,但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为29.5%,高于中国这一指标大约20%,这直观地显示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差异。另外,中美两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制造业对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化的商务服务的中间需求较大,大约为38%;而中国制造业对这些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仅为17%,但对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业等传统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却很高,大约占56%。这又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层次较低,使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市场需求规模的制约,同时也抑制了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表3-1 2007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对各产业的中间需求比重(%)
注:*这里的生产性服务业指中间需求率超过50%的服务业。
资料来源:改编自肖文、樊文静:《产业关联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6期,第72—80页。
(二)我国对外贸易方式和结构不利于产业间关联效应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巨大发展的对外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倚重“三来一补”的传统贸易方式使得我国出口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知识密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较低。另外,“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虽然带动了中国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但这种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发展方式不仅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还使得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作为对外贸易重要内容的“国际代工”模式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升级发展的动机,与此同时也制约了制造业部门对生产者服务的市场需求规模。一方面,传统的贸易方式使国内制造企业主要处于加工、装配的价值链低端,基本不参与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以及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的高端,使得国内的生产性服务发展因缺乏必要的市场激励和支撑而不能实现规模化效应;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密集生产性服务支撑,国内的制造企业很难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演进,很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境地。因此,传统对外贸易方式不仅在抑制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使得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必要的战略支持。
(三)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层次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显示了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自我增强”机制,随着经济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服务的需求提升,导致服务种类、规模的扩大以及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改善,带动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新兴服务部门的兴起,在产业发展的因果循环中实现服务业本身发展的自我增强。(如图3-11)
通常在工业化发展的前期和中期,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而到了工业化后期,随着服务业规模的逐渐扩大,服务业自身劳动分工也将不断深化和细化,这将导致服务业自身对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专业性较强的商务服务的需求呈现增加态势,从而推动服务业“自增强”机制持续发挥。从表3-2可看出,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还主要投入到制造业中,服务业自身的投入仅占1/3左右;与之相反,英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则主要投入在服务业自身,所占比重在80%左右,对工业和农业的投入份额很低,仅占20%左右。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样本期内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在提高,而工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则在减少。所以,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看,中国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除了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外,可能与服务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性。
图3-11 中国服务业循环累积发展过程(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钟韵、闫小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
表3-2 中、英、美三国生产性服务投入结构(三次产业占用生产性服务的比重)
资料来源: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及其影响》,《财贸经济》2006年第10期。
但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旧体制和不合理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规模、结构和层次都还不高。虽然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46.9%)超过了第二产业(43.7%),但仍明显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大部分国家。显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从服务业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业仍占主导。因此,中国较低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限制了生产性服务的市场规模,也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循环累积发展过程和自我增强机制的发挥也受到限制。
(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是各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中间需求的物质基础。
根据“产业关联理论”,其他产业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中间需求”的增强会自发地促进该行业发展。因此,通过不同产业和部门的发展状况体现出的国民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市场规模和空间,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需求结构的改善是生产性服务业实现报酬递增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Francios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将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也会存在较大差异。[28]所以,国民经济总量和整体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市场范围和市场规模就会越大,强劲的市场需求自然会诱导生产性服务的快速成长。
(五)城市化水平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早在1966年Greenfield首次明确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时,他就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需求的很大部分都与城市化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市场容量变大,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有利于促进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深化以及效率提升,从而驱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内外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六)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家间水平化、网络化分工已经成为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的主要形式,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与渗透不断加强。而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日益增强。随着各国经济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国家间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以生产性服务贸易为主的服务贸易在一国贸易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在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的调整中尤为明显。一方面在工业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本身蕴含着大量生产性服务的贸易;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支撑下的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外包规模逐渐扩大,生产性服务的种类也愈加多样。因此,我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国内市场化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大市场,同时国外生产性服务的大量进口也通过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加快了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还主要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附加值低、利润微薄,而处于价值链上下游两端的高端服务环节主要掌控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29],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过程中其所需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也多由发达国家提供,这种发展状况必然会减少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对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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