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亚当·斯密就指出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15]20世纪早期，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杨格提出了专业化和分工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迂回生产”的思想，认为产业间分工使得迂回生产链加长，也使得市场规模扩大，而扩大的市场又促使新行业出现。[16]因此，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组织流程的变动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生产链条不断延伸、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分工和专业化演进带来的网络效应也不断凸显出来。但由于杨格英年早逝，他并没有来得及把他的经济思想形式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罗森、贝克、杨小凯等利用现代数学方法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精辟思想转化为经济模型，从而也完成了对杨格的分工和迂回生产思想进行数学化分析的工作。Becker和Murphy、墨菲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劳动分工从两个层面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一是经济组织中每个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含量会影响分工的水平、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二是分工水平的增进反过来又有利于提高知识积累的速度。因此，每个经济个体知识积累程度与分工所产生的协调成本的高低将决定分工深化的程度，而分工深化又恰恰是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17]杨小凯和黄有光借助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指出迂回生产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两难选择。[18]
从以上分工理论的发展进程可看出，一方面分工的深化和拓展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分工深化、交易种类和交易次数增加又会导致协调成本或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我们可以从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制约因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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