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的开放历程及其影响

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后发展中大国成功赶超的经典典范。然而，通过对美国经济发展史的考查却很容易发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上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贸易保护程度最高的国家。贝罗奇（Paul Bairoch，1993）指出，美国远不是人们所想的自由贸易的国度，相反可以被视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来源和堡垒”。直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毫无争议的超级大国之后才转向自由贸易，并于战后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直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仍然只有8家属于制造业，仅占2.4%。（张少华，1996：123—131）在这种背景下，深受亚当·斯密影响的美国人崇尚自由贸易^[10]，尽管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早在1791年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发展的报告》中就提出通过关税保护制度保护美国幼稚产业，以促进美国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从独立直到1807年的30多年里，美国一直坚持自由贸易。仅仅在1789年，为了财政目的对麻、玻璃、钉子等以外的所有商品统一征收5%的关税，在1792年时调高到12.5%。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自由贸易确实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但是，随之而来的美国商业规模和商业船队的扩大使英国感觉到海洋霸权受到威胁，英国开始打击美国海洋力量，大肆侵犯美国的海洋权利和主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了1807年的《禁运法案》，全面断绝对外贸易联系，借以与英国对抗。但结果是，尽管英国因为国内粮食、棉花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制成品出口滞销而带来一定的损失，但最先承受不住的却是美国自己。美国沿海地区的商贸、航运业以及民生受到严重打击，南部和西部的农业也受到很大损失。因此，1809年麦迪逊继任总统后，一方面立即调整禁运政策，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应当“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从而在一些基本制造业产品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张少华，1996：166）。随后，因商务和边境矛盾激化导致的1812—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彻底粉碎了民主共和党将美国建成一个自由贸易的农业国的梦想。从1807年美国对英国禁运，到1812—1814年英美战争，这一系列隔断贸易的行为，尽管使美国沿海地区造成了大量失业和经济困难，但也为美国制造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1800—1806年间一共新开工厂6家，而1807年新开4家，1808年新开7家，1809年新开26家……1814年新开128家，1807—1814年一共新开350家。（Atack & Passell，1994：121）这是美国的第一次贸易保护，虽然不是有意的，但实质的效果是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建立了，并使美国开始认识到没有自己工业基础的所谓自由贸易及其所带来的繁荣是弱不禁风的。

随着工业化开始启动，美国才真正开始“引起了英国政府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不安”。因此，1814年底英美第二次战争结束后，英国马上开始对美国大量倾销商品，以摧毁美国禁运、战争时期开始建立的工业基础。Brougham 在帝国议会中宣称：为了将美国那些在战争中（1812年战争）而不是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制造业扼杀在摇篮里，在最初的出口中出现亏损是值得的（Victor Selden Clark，1949：240）。战后自由贸易的恢复效果是明显的，一方面美国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新建的制造业要么倒闭，要么在倒闭的风险中苦苦挣扎。但是，和第一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选择自由贸易不同，美国上一次自由贸易中的商业繁荣遭到英国霸权肆意打压时的无奈使原本支持自由贸易的民主共和党转向支持贸易保护，禁运和战争期间形成的制造业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第二次英美战争导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美国这一次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在此背景下，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保护主义法案，即1816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该法案将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25%。

从1816年开始，美国正式走上了贸易保护之路，尽管中间因为不同利益集团力量的消长有过一些调整，但总体上可以说美国维持世界最高的保护关税水平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1816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贸易保护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816—1860年波动的贸易保护阶段和1861至20世纪30年代的稳定高贸易保护阶段。1816—1860年间，美国关税水平经过了几次比较重要的调高和调低，但总体维持了比较高的关税水平。182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厌恶关税法案》（Tariff of Abomination），将制造品关税提高到50%。1832年关税法案将关税小幅降低至40%。1833年《关税法案》规定，将在10年内将关税水平逐渐降低到20%。1842年《关税法案》将关税再次提升到40%，而且关税覆盖品种从原来的50%上升到65%。1846年《关税法案》将关税降低到25%。1857年进一步降到17%。这一阶段关税的降低主要是为了照顾南方种植业主的利益，避免美国的分裂，但是北方制造业贸易保护的利益诉求和南方种植业自由贸易的诉求最终还是导致了美国的内战。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出台了1861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并于1861—1862年两次上调关税税率，美国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稳定的高贸易保护时期。从1861年到20世纪30年代，除了1913年以后的短暂几年，美国的关税长期高达49%。直到1913年《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Act），贸易保护水平才开始有所降低，被允许自由入境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制成品平均关税从44%降低到25%。1922年，美国出台《紧急关税法案》（Emergency Tariff Act），关税水平调整到30%。1930年，美国出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为有名的保护主义法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x Act），将关税税率调整到48%。许多人预言美国通过保护而成长的产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但结果是，在进入20世纪时，美国在保护主义中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制造业和最有竞争力的公司。截至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品的1／3以上，比英、法、德、日四国工业产品总量还多。从1897年开始，美国出口就超过进口，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顺差国。(www.xing528.com)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向自由贸易转变，尽管由于美国政治因素的影响，直到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才标志着美国正式转向了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从此，美国就成为贸易自由化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不过，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与英国一样，美国向自由贸易的转变是以其获得工业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为前提的。美国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69—1877年）早就说过：“英国依靠保护贸易达数世纪之久，把它推行到了极点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今天之所以如此强大，应当归功于这一制度。两个世纪之后，英国便开始发觉宜采用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先生们，基于我对本国的了解，我深信，不出两百年，美国从保护贸易中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时候，自然也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兰德斯（David S.Lands）在其名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are So Poor）中也指出：“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追随百年之前的英国先例：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富、最强大的经济，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保护主义习性。”即使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选择是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道格拉斯·欧文（2003）指出：“20世纪初，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利益的重组，那些在19世纪还惧怕国际竞争的主要制造业，在20世纪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商。这些主要的制造业包括钢铁、机械和一些新兴工业，如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汽车业。结果，这些行业从进口保护中所获致的利益，远不及打开出口市场的利益。正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这种改变，才最终导致了贸易政策的改变。”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指出：“即便是受到前面提到的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因素的驱使，美国人仍确信整个国家很可能在自由贸易这个达尔文式竞争中幸存下来，并且相信这是其国家利益之所在。美国的信心促使其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巴格瓦蒂，2010：32）。”直到2009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还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保持美国的竞争力要求我们为美国制造和种植的所有东西打开更多的市场……我们想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都购买美国产品。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场上，无人能竞争过美国工人。”

相对于英国贸易开放政策的选择及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从美国贸易开放的经验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实施了更高，而且更为连续的贸易保护，但是我们也更加难以将美国工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因于贸易保护。英国的贸易保护是一种积极的贸易保护，在保护中依然不断地扩大对外贸易，而美国的贸易保护则相对是更加封闭的。除了很高的平均关税水平之外，美国与世界的地理距离也天然地形成了一种贸易保护。但是，在研究贸易保护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可能我们还不得不注意美国所拥有的很多英国没有的特征，比如庞大的国内市场。亨利·克莱在1812年战后提出了美国体制，宣称一个精心维护的国内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将减少美国对自由放任的“英国体制”的屈服（Alfred Marshall，1926：398）。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03）不得不承认：对外贸易对美国不是必须的。当它获得独立使她的国内市场大于整个西方市场，贸易保护不可能对她形成多大损害。她给予急需帮助的产业以必要的帮助（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冲销了保护政策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事实上，“大部分经济学家们相信，美国市场巨大而且互相联系，不仅刺激了国内市场竞争，而且大大削弱了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第二，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贸易保护，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高度贸易保护的同时，一方面，作为移民大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移民劳动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经验；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扩张，其地域范围、自然资源供应、市场规模都一直处于不断的外生增长过程中。第三，美国所实施的自由贸易一直都是打了折扣的，即使是战后积极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时期，美国也没有实施像英国历史上那样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而是使用了种类繁多的隐性非关税壁垒：自愿出口约束、《多种纤维协定》（《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下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农产品保护和补贴、单边贸易制裁、公平贸易原则等。而且，她也不是从总体上推进自由贸易，而是重点推进那些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产品的自由贸易，而对于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如成衣和纺织品，则是坚决保护。乐施会（Oxfam）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总的进口税率是1.6%。但是，当针对发展中国家时，这个税率就大幅度提高——平均进口税率从对印度和秘鲁的4%左右，到对尼加拉瓜的7%，对孟加拉、柬埔寨和尼泊尔是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