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开放的历程与演变

英国是自由贸易思想和政策的发源地，通过对英国经济发展史的考查却很容易发现，在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确立自己的经济霸权之前的几百年里，它一直坚持比较连贯的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直至毫无疑问地确立了对世界各国的工业优势以后，才开始积极主张并走向自由贸易。然而，在实行自由贸易不到100年后，随着其工业优势被美国超过，英国再一次转向贸易保护。

中世纪末期的西欧处于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作为西方国家一种重要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商人阶级逐渐形成。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开始从领主制、分封制国家向君主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商人阶级和新君主们形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关系。商人们急需公共权力来保护他们的产权和利益，并在大范围内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联合、吞并和征服的战争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这些新的收入主要来自商人。因此，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提倡“奖出限入”政策的重商主义思想也开始兴起。“英国的重商主义从1485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即位之日开始，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早有类似于重商主义的措施。”^[1]在中世纪末期，英国经济无疑相对于欧洲大陆是落后的。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大规模贸易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主要受意大利人控制的南方的地中海贸易区，另一个是主要受低地国家控制的北方的波罗的海贸易区。而英国人“还没有为远程贸易做好准备”。^[2]在英国的海外贸易中，外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在英国的贸易结构中，主要还是出口初级产品羊毛。大约从13世纪中期起，低地国家的羊毛制品先是控制了英国的出口市场，后是汹涌进入英国国内，并在1300年时开始主导英国国内的市场。这样，英国与佛兰德等低地国家总体上形成了输出羊毛并输入成品的贸易结构关系，英国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开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扶植毛纺织业。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向自由贸易转变之前的500多年里，英国坚持了相对连贯的贸易保护政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里，纺织业，包括毛纺织业和随后的麻纺业、丝纺业和棉纺业一直是英国工业中举足轻重的部门。^[4]

英国的工业可以说是从羊毛纺织业开始的。在中世纪末期，作为重要的羊毛产地，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在纺织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最多只能说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对纺织业，或者说对工业部门的扶植和保护就是从羊毛加工业开始的。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内涵的《牛津条例》（the Provisions of Oxford），据此，“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1275年，羊毛出口税在英国开征，此后又多次调高税率。爱德华二世（Edward II，1307—1327年）“企图禁止外国呢绒的输入，规定只有供贵族使用的不在此限”。^[5]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年）被认为是有意致力于发展本国羊毛纺织业的君主，他不仅提高羊毛出口税、禁止羊毛呢布的进口、秘密引进佛兰德的纺织工人、建立羊毛贸易中心，而且组建了掌控羊毛出口的辛迪加斯特普尔公司。爱德华四世（Edward IV，1461—1483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政策，他命令外国商人在向英国输入商品时必须输出等值的英国纺织品。1463年，他实际上禁止进口所有外国纺织品及许多其他外国产品。都铎王朝的君主们采取了进一步的，可以被称为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羊毛纺织业促进政策。亨利七世（Henry VII，1485—1509年）不但进一步提高羊毛出口赋税，引进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而且派遣皇家使团选择适合羊毛加工业的地点，并进一步排挤汉萨商人，扶植本国商人。^[6]1552年，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年）断然下令，收回给予汉萨商人的“全部特权和特惠措施”，只保留那些“与其他国家商人相同的普通贸易权利”。英国扶持本国工商力量，反对外国商人控制外贸的斗争由此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7]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年）在位时期，英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但更加坚定地打击外商，对内保护，而且积极利用大规模投资建立起来的航海霸权占领新市场，垄断殖民市场。经过几百年相对连贯的保护和扶植，英国的羊毛纺织业终于一步步成长起来。14世纪上叶，英国自产的毛纺织品稳步地收复此前由进口货所占据的国内市场，并且开始增加对外出口。到该世纪末，羊毛出口逐渐减少，呢绒出口稳步增加。15世纪中叶，出口呢绒所耗羊毛稳超羊毛出口量，呢绒织造已成英国第一大出口产业。与此同时，毛纺织品从外国的进口实际上已告停止。进入16世纪，羊毛输出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程度，呢绒出口则逐年增长，在出口贸易中占绝对支配地位。1564—1565年，单呢布一项就占了所有出口品总值的78%，各类的羊毛、羊毛皮和衣着加总，则占到90%以上。^[8]

不过，在进入18世纪以前，除了羊毛纺织业以外，英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征服贸易［通过殖民化和《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来实现］和提高政府收入。而到了乔治一世时期（George I，1714—1727年），英国开始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张夏准，2009：22）。英国第一任首相沃波尔在国会通过国王的致辞提出新的法规时声称：“没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李斯特，2009：40）沃波尔（Robert Walpole）在1721年对重商主义的法律进行了改革，根据布里斯科（Brisco，1907：129）的总结，立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保证厂商的产品在国内免受国外制成品的竞争；必须确保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尽可能予以奖励和补贴。”英国贸易保护和产业扶植政策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制造业是棉纺织业。早在1675年，议会就讨论了英国纺织业界已感受到的印度输英纺织品的竞争压力，“并对棉布征收了关税”。此后，又多次调高关税，到1712年，此项从价税已达68.3%（O'Brien et al.，2010：400）。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光是一般的关税措施已嫌不够，禁止输入和消费的法律于是出笼。1721年，议会更进一步禁止进口白布在英国印染后就地销售，并立法规定，从次年圣诞节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或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金德尔伯格，2003：174）至此，“1721年的法律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布关上了大门”（O'Brien et al.，2010：414）得益于这些严密的贸易保护，“到1750年时，英国经济已经比印度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生产着数量大得多的、完全或部分由棉花纤维制造的纱、布、成品纺织品”（O'Brien et al.，2010：395）及至该世纪末，棉纺织业已取代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这是英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Cameron，2002：161）。而正是对棉纺织业的扶植和保护，不但使得“外贸首次成为国民收入强有力的‘增长引擎’”（Cain & Hopkins，1980：468），更关键的是，罗斯托（Walf Whiteman Rostow）指出：“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在高额关税的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那些进行议院游说反对进口印度棉织品而且达到了目的的人们，实际上促成了以国货取代进口货为根本目的的第一次起飞。这一过程为后人所效法”（罗斯托，1997：106、55）

沃波尔的保护主义政策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帮助英国赶上，并最终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1820年，英国在制成品进口上的平均关税税率是45%—55%，与此相对照，低地国家是6%—8%，德国和瑞士是8%—12%，法国接近20%（Paul Bairoch，1993：128）。(www.xing528.com)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对外工业优势的树立，在工业家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逐渐向自由贸易转移，但这个转变过程也是逐渐实现的。1825年，议会开始允许熟练工人向国外移民。1833年，一些进口关税被削减。英国自由贸易的重要突破发生于1842年。这一年，首相皮尔推行了非常自由的关税改革，不但大幅削减了进口关税，而且取消了始自1774年的机器出口禁令。但是，直到1846年《谷物法》（Corn Laws）的废除才正式标志着英国开始了自由贸易的新纪元。更进一步，1860年发布预算案和签署英法自由贸易协定（即《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the Cobden-Chevalier Treaty）之后，英国才取消大部分关税。“1848年，英国有1 146种应纳关税商品，到1860年只剩下48种，不包括12种针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作为财政收入的关税。英国关税制度原本是欧洲最繁杂的，现在只需《惠特克年鉴》（Whitaker's Almanac）中半页纸就能印刷完毕。”至此，英国实现了彻底的自由贸易。不过，很明显，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以其工业绝对优势的确立为前提的。布罗代尔提出，“英国于18世纪不再坚持重商主义，我认为这足以证明，世界的时钟已敲响大不列颠强盛的钟声。再过一百年后（1846年），英国能够开放自由贸易，不冒任何风险”。保罗·贝罗奇则写到，“即使从整个联合王国来看，在1800年，占8%—10%西欧人口的英国生产了欧洲29%的生铁，这个比例在1830年达到45%；更显著的事实是，1830年，英国人均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西欧其余部分250%，而在1800年这个数字是110%。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工业家及其支持者为建立更有效的自由贸易制度而做出的努力”（Paul Bairoch，1993：20）

在随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西欧大陆国家纷纷再次转向贸易保护之后，英国一直坚持自由贸易制度。不过，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英国在某些产业上优势的丧失，英国一些厂商开始寻求保护，进入20世纪前10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成为英国一系列政策中的热点之一。直到1932年，当英国最终承认它已经失去了制造业的霸主地位之后，才开始重新大规模征收关税，这也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Paul Bairoch，1993：27—28）。

从对英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英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英国在其完成工业化，并获得主导产业上的相对优势时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其经济处于发展中的赶超阶段时，则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第二，英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限制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来保护国内工业，另一方面政府和商人合作，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可以说海外市场的开拓是英国实现工业革命突破的一个重要拉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