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释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开放度测量结果

从前面对发展中大国经济开放度测度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大国经济开放度的选择和我们的直观认识以及最优经济开放度理论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方面和我们的经济开放度测度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发展中大国本身的背景特征及其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政策选择决定的，而近几十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增加了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发展中大国应当具有较小的经济开放度的判断是来自均衡状态的最优结果，而本书只是对发展中大国的实际开放度状态做实证分析，并不牵涉其经济开放度是否为最优的判断。如引起我们判断发展中大国具有显著高于其他国家金融开放度的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三国中，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都曾因金融过度开放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首先，从经济开放度测度方法来看，基于结果的经济开放度测度方法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度。我们一般使用某一经济开放指标的实际发生额与GDP之比表示该分指标的开放度，但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GDP三次产业构成的差异一般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开放度。由于发达国家的GDP中，第三产业占据相对更大的比重，而第三产业的可贸易比例要小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会导致在相同的基于结果的经济开放度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基于结果的经济开放度会大于发达国家。道格拉斯·欧文（2003：76）提道：“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贸易额会下降，因为需求会从贸易商品（如食品、服装和生产性商品）转移到非贸易商品（如住宅、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

其次，发展中大国相对过高的经济开放度是和其经济开放战略及近几十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谋求发展的战略选择。从贸易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这可能人为地使其贸易开放水平高于其均衡水平。中国当前相对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便是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结果。从金融开放方面来说，发展中大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甚至一些发展中大国实现了较高程度的金融开放，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如果说这些从需求方面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相对较高的经济开放度的话，发展中大国近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则从供给方面对其做了解释。与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等对国际资本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使之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包括国际直接投资（FDI）和金融资本。同时，在垂直型国际分工成为世界经济分工主流趋势的背景下，发展中大国的优势不仅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流量，而且原来的统计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其实际贸易流量，进而夸大了其基于结果的贸易开放度。如对于中国而言，加工贸易占据其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如果按照增加值（value added）计算，其中所蕴含的实际进出口量是非常小的。而对于金融开放，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其高速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国更多的机会和潜在收益，因此大量资本涌入了发展中大国。尽管这些资本中存在着大量的游资，但在我们使用流量数据测算金融开放度的背景下，这依然直接反映到我们计算的金融开放度和经济开放度中。所以，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使其显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开放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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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如晓（1995）、吴园一（1998）、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2005）等都研究了适度经济（贸易）开放度问题。

[2]所以，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它们的基于规则的经济开放度和基于结果的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