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对长期经济的后果：理论与实证研究现状

尽管在当前的经济实践中，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主流趋势，但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验研究都一直无法确定经济开放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一方面，贸易开放和贸易保护的争论可以说是经济学领域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就一直存在的课题，在不同的时期，两者分别占据理论与实践的相对优先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开放的兴起使得经济开放本身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都变得更加复杂。从经济开放概念本身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开放一直可以等同于贸易开放，而现在却包含性质迥异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如何将两者融合起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经济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来看，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贸易开放更加复杂，不仅难以确定其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还需要考虑其短期经济波动的风险成本，所以也就成为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往往显得更加复杂。

首先，经济理论无法确定贸易开放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虽然古典贸易理论严格地证明了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但其存在的两个缺陷使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大打折扣。一方面，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中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各种市场缺陷却普遍存在，这就使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另一方面，古典贸易理论只是严格证明了贸易能够促进贸易双方整体的福利改进，但对于福利如何在两者之间分配却语焉不详。因此，这给贸易保护理论留下了空间。贸易保护理论据此论证，从长期而言，贸易开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最早提出，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美国难以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进行竞争，自由贸易的结果只能使美国继续充当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国内的制造业却难以得到发展。汉密尔顿还认为，一个国家要在消费廉价产品的“近期利益”和本国产业发展的“长远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不能只追求近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李斯特（Friedrich List）针对汉密尔顿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各自特有的利益和情况，所宣扬的是忽视民族特点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因而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来选择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商品，短期来看是合算一些，但这样的结果是本国工业得不到发展，以致长期处于落后和依附的地位。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则在其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模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是具有层次的，可以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而中心区总是会剥削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发展了这个理论，提出了“中心—外围论”，指出在这种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下，中心国家主要享有国际贸易的利益，而外围国家则享受不到这种利益。这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造成中心国与外围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这些前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理论都提出了鲜明的论点，而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却很少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一般指出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不确定的，需要以满足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如内生增长模型。其次，对于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少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模型来证明，所以对于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争论相对更加激烈。(www.xing528.com)

鉴于理论分析难以确定经济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学者们更多地转向了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学者们分别利用不同的样本实证研究了贸易开放、金融开放、经济开放^[1]指标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不同的研究依然一直难以得出比较明确和一致的结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可能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即经济开放度测度方法和结果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实证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选择出现了遗漏，也即忽略了一些能够影响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变量。根据这些研究，一些学者提出经济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也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质、经济背景，如该国的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其经济开放的经济增长效果。这样，对于一国经济开放的增长效应的研究可能就需要我们更加细致地考察国别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