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多年前“赋权”一词就已经进入了艾滋病预防领域的讨论之中。赋权干预针对的是艾滋病教育工作者、艾滋病患者、青年男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其他面临风险的群体。已有资料显示，赋权策略被不同程度应用于艾滋病教育、同伴协作培训、社区组织、个案管理、外展服务、自助组织、意识提高、组织化的网络、领袖培训以及个体和团体为本的问题解决等活动之中。[22]
赋权目标和战略在美国南方重建时期组织新解放的非裔的过程中，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Minkler，1990年）、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过程中被显著强调。赋权原则也主要通过公共卫生和社区心理学的学科进入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领域。
赋权被不同的定义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组过程甚或作为特定的结果。Rappaport的早期关于赋权的工作构建了一门新学科（社区心理学）的使命，他将赋权定义为“人们、组织和社区掌握自己生活的过程”（Rappaport，1984）。[23]沃勒斯坦（1992）撰写的文章中，将赋权定义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旨在促进人们、组织和社区参与实现提高个人和社区自控、政治效能、社区生活质量以及社会正义这一目标的过程”。[24]赋权原则对于参与健康促进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提议[25]（格林等人，1995）。亦有学者（如Hawe，1994）将赋权定义为具体的结果，包括个人层面政治效能和社会参与的提高，组织层面共享领导和决策机会的增加，以及集体自决和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增强。在大多数赋权公式中隐含的假设是，赋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分析和实践（例如，个体、家庭、团体、组织）的不同内容领域（例如，性谈判、经济自给自足）。[26](www.xing528.com)
本项目将赋权视为“人们、组织、社区掌控自己生活的过程”，并基于曲靖师范学院大学生群体青春健康以及艾滋病防治教育现状，从大学生个人层面、学校与社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对当前高校艾滋病防治教育的不足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尝试从三个层面开展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增强个体、组织与社区抵御疾病、化解风险的权能，全面推进高校青春健康与艾滋病防治教育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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